——商榷人教版《教师用书》对《老王》“愧怍”的解读
(443300) 湖北宜都陆城一中 汪昌友
一、缘起
1．课堂观察的启发
2007年某省优质课竞赛，一位选手教学《老王》（《老王》是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一篇课文），老师在课堂布局谋篇，匠心独具，课堂的高潮直指文章的结尾“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让学生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可以这样认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对课文的终极解读。同学们众说纷纭，老师左冲右突，始终无法融化思维的坚冰，最终在老师的强制牵引下达成共识——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到“愧怍”。
本人教学《老王》时也是如此，可是，当时作为“当老师的学生”——我总觉的这样的理解难以自圆其说。
2．社会现象的启发
在“希望工程”、“光明工程”以及各种救灾捐助的报道中，一些媒体经常有这样的特写镜头：捐助者一副救世主的嘴脸，受助者满脸的感恩（有的还夹杂着卑微）连接他们的中间是放大100倍的支票。
还有屡见不鲜类似这样的评论：谁谁接受若干年或者若干钱物的捐助，可是连一封感谢信都没有。甚至有受助者如是说：“我接受别人的捐助，是成全成功者的虚荣和名誉。”
课后再三读课文，再三读《教师用书》对《老王》的解读。发现有许多破绽，特别是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对“愧怍”的理解不仅仅是课堂解读的问题，而是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笔者将疑点拼凑为文，商榷于各位方家。
二、《教师用书》对《老王》的解读
《老王》这篇课文写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断。老王一辈子很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文革”期间载客的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孤苦伶仃。他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破烂烂的，眼睛又不好，他的一生凄凉艰难。但是老王心好，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他需要钱，可是他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而且非常讲感情，讲仁义，常愿意尽义务，或者少收钱。作品写到“文化大革命”，那是荒唐的动乱的年代。学术权威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但是，任何邪风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他认准他们是好人，知恩必报，临死也要去谢谢好心人。作者笔下的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文章结尾有这样一句话，“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课后练习也要求学生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人教版《教师用书》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是示例：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作者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到“愧怍”。
三、疑点
1、谁是“幸运者”？
“幸福，称心如意”称为“幸运”。 当时的社会环境都很恶劣，老王一辈子很苦，本来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又恰逢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载客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住的是荒僻的小胡同，破烂的小屋，打了一辈子光棍，眼睛又不好，他的一生同样凄凉艰难。老王是“不幸者”，大家认同。
但是“我”是“幸运者”吗？在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杨绛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所遭受的赤裸裸的精神强暴和灵魂虐杀，一时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极限境地。她先是被“揪出来”挂牌认罪扫厕所；接着是挨打受罚剃“阴阳头”；再接着是戴高帽子挂牌“游街”；后来干脆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再教育。
作者认为自己是“幸运者”，至少是不幸中万幸。因为他的物质生活条件远远比老王要强的多。
矛盾的是：《教师用书》又说“作品写到“文化大革命”，那是荒唐的动乱的年代。学术权威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但是，任何邪风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换句话可以理解为，老王在政治地位和政治身份上是比“我”幸运。“我”是“不幸者”！而且强调尊重作者夫妇俩的原因是——“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在时代的背景下，他们都是“不幸者”。老王是物质生活的“不幸者”，我是精神生活的“不幸者”。 只不过就生存条件而言，“我”是“幸运人”。
2、“愧怍”的原因是“我”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吗？
作者一家人都关怀老王，常坐他的三轮车，照顾他的生意；知道他有夜盲症，送他大瓶的鱼肝油；老王送冰，不要他减半收费；不坐老王的车了，还问他现在的生活如何；老王送来香油、鸡蛋也给了钱，不让他白送等等。
“愧怍”解释为“因有缺点﹑错误或未能尽责等而感到不安或羞耻。”“我”和老王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也没有任何赡养老王的义务。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从社会伦理以及道德约束来看，“我”都无过错。
车夫和顾客能够这样，笔者认为已经不是停留在应付和敷衍的层面上了，而是趋近于力所能及。不是关爱不够，而是关爱有加。
四、“愧怍”是源自“坚守人性向善”道德法则
《老王》写于1984年，文章既写老王的老实与善良，也写杨绛一家人的善良，表现了善良的人们在恶的年代里的相互取暖。尽管杨绛在文革期间遭遇非人的待遇，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所换来的最终结果，却依然是认同并坚守着本能人性和人性本能的杨绛，对于改造者的全盘落空与彻底失败的毫不含糊的表白与宣告：“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杨绛）
“不管遇到怎样的困境，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是要坚守高尚的道德，做人的本分。”（杨绛）
杨绛能够凭着自己“自我规定的意志”中的人道之光，也就是自己“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博爱与慧心，于乌云蔽天中发现人世的美好和人性的辉煌。
在杨绛的作品中，不仅有“老王”，还有乐于助人的“送煤的老田”，有“公然护着我”的“大娘”，有与作者“颠倒过来”的管理员小刘，有“到厕所来的”善良者，有发还译稿的“学习组长”，有“难而又难的难友”，有“披着狼皮的羊”……这一切的一切合在一处，就是原本就擅长于在既存社会与既有人生的本能之人性与人性之本能的局限与残缺之中，发现与升华人化的追求和人性的美好的杨绛，在文革时期对于“乌云的金边”的有所发现；和在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与幽默心态的后文革时期，对于这“乌云的金边”的从容绘写：“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正是基于此，她认为她对不起老王。
（1）作者的最小付出与老王的最大回报不对等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一无所有的老王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为“我”送来鸡蛋和香油。无论是从情感还是物质，老王都是倾其所有，也许，作者对老王的物质付出和情感关注比他的付出多，但是，就独立的个体而言，前者是百分之百，后者不过百分之一。这不是胡说八道，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足于佐证：
“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2）身份与地位的不对等决定了的人不对等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无须多解说，一个社会地位卑微者的无奈，已经清晰地颤栗在我们面前，他真心送鸡蛋和香油，诚心不要钱，但是，面对作者这样的“强势者”，极其尴尬和无可奈何以及无条件服从的表现，已经把人的不平等彰显一览无遗。下面的文字也可以进行佐证。
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康德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两样东西震撼我的灵魂，一是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作者之所以“愧怍”正是源自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她崇高的道德法则就是——“人性向善”、“老吾老及人之老”、“达则兼济天下”等等。
五、结语
“语文教学的病象在教学，病根在语文。”笔者认为教学《老王》课堂上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表现正是由于对课文的浅表化阅读所致。课堂是培养人的圣地。当下，有很多声音都在拯救“感恩”，对社会种种“知恩不报”怨声载道。如果我们不是从“关爱不够”的愧怍去分析现状，寻找原因，发现途径，而是从骨子里“坚守人性向善”。人与人的交往就会更加和谐，社会也必然趋近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