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材编写专家论“论证”
——三向袁行霈主编讨教
南开大学文学院
徐江
人教社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③》、《语文④》在“表达交流”部分主要谈的内容是关于议论文的写作问题。在这里教材又存在什么弊端呢？我已为其选好了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偏”。中学语文议论文解读和议论文写作教学质量差、效率低直接就和这个“偏”字相关。
那么“偏”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关于“论证”的认识。
虽然，教材的编写者并未在教材中直接交待他的“论证”观念，但在《语文③》、《语文④》“表达交流”部分阐述议论写作时明显地透示出他的“论证”观念是什么，那就是流行于中学语文界的传统认识——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这个“论证”观本身就是一个片面的“论证”观。因为它强调的就是“证明”。
本来，在语文教材中阐述议论文写作基本常识就应该清楚地交待什么是“论证”。也许是教材编写者羞于原来的“论证”观并不准确难于启齿，也许是他自身就不清楚“论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总之，教材编写者迴避了主要问题，却在旁侧说了许多，但还是露出了旧观念的马脚。
我们在《语文③》、《语文④》“表达交流”部分可看到教材编写者这样的表述——“对议论文论据的要求……能证明论点”；“还有一种对比法，就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事物，或者同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情况的对比，来证明论点”；“在证明论点的过程中”等等说法是很多的。从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教材编写者满脑子都是“证明”说，甚至本来不是“证明”也说成是“说明”。比如教材例文《读书人是幸福人》有这样一段话：“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学得人格的刚烈……”。教材编写者说这一段文字“证明读书更能感化与陶冶人的精神”，这是多么荒谬的说教呀！
且不论原文《读书人是幸福人》其文章内容阐述是否准确，上边这段文字明明是在解释读书给人带来的好处，是在讲解读书“加惠”于人什么，而且不言而喻这些所“加”之“惠”仅仅是可能的，它绝不是什么“证明”读上边那些书就“更能”如何如何。凭什么能证明啊！由此可以看出人教社教材编写者关于“论证”的认识中“证明”意识是多么根深蒂固。
但是，“证明”说是片面的。因此，从教材建设角度讲，必须摒弃“证明”说，同时亦应该构建新的“论证意识”。为此，本文阐释如下并就教于人教社教材编写专家。
一、为什么摒弃“证明”说
“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这一通行于中学语文界的写作理论是值得怀疑的，是不可靠的。
先从“论点”方面说。“论点”一般来说先天就存在着“不可证明性”。
特定的“论点”是从特定的评论对象客观实际情况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是根据与评论对象有关的理论系统推断出来的。因此，一旦某种思想认识形成，这些相关的客观情况和理论系统就成了这一思想的依据，成了它的基础。当论者要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即论点）诉诸他人的时候，他必然要依赖于产生这些思想的客观事物和相关的理论系统，这个时候，相关的客观事物和理论系统就成了特定思想的论据。
然而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也就是思想认识产生的时候，对相关的客观事物和相关的理论系统就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此认识者的认识行为可以说是数学中的“不完全归纳”，永远做不到“完全归纳”。所以，他归纳概括出来的那些“思想”、“主张”本身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就不是绝对“完全”的，它是随着时间的前进和深入的研究逐渐走向“完全”的。因此，一定阶段的认识成果是相对“完全”的。这种“相对”性就隐含着“不完善”，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事物的认识就面临着被完善的发展问题。因而这些“思想”、“主张”就有一个“不可证明性”的问题。正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说：“没有一个理论能肯定地得到证明，所以实质上是它们的批判性和不断进步性……构成了科学的合理性。”（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序言》第2页）卡尔·波普尔声称这个基本论断适应各个方面，包括哲学、历史、政治乃至自然科学。它的基本内涵就是说任何对事物的认识永远面临着被批判、被发展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不能“肯定地得到证明”。科学发展史表明，无论一个观念多么成功，无论它与其他已获得成功的观念还共建起一个明确的联系体系，“在原则上总是可能产生具体的怀疑理由”。正是这种可能性，割断了论点与论据在论证过程中的“证明”联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怀疑一切”，因为这种哲学观坦诚地面对自己认识中的错误和偏差，在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中促进知识的不断增长，促进科学的不断进步。
论者在论说的过程中，无论是写文章或演讲都面临着一个实际的操作难点，一个无法克服的先天存在的障碍，即不能把自己本来就不能全面把握的客观事实和理论系统表现在自己的论证过程中，而只能进行选择和淘汰，而这种选择和淘汰，不但使论据在“量”上降低证明的可信度，而且选择与淘汰本身又增加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变数。我赞成这样的说法：心灵常常是色盲，有些人看一切都是红的，而另一些人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都有这样的弱点——不太情愿面对事实，倾向于接受那些适合自己爱好的特征而忽略其余的特征。在论说的过程中，这种倾向往往使论者选择自己需要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一切也容易使人怀疑“论点”与“论据”的“被证明”与“证明”关系的客观性。在这种关系中的事例性论据确切地说只能告诉人们什么在场，事实是这个样子，并不能告诉人们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存在另一种样子的事实。事例只是“证”而不能清楚解释为什么，因而仍是不太“明白”的。所以，康德说：“经验性的证明根据并不能造成任何不容置疑的证明。”((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51页)
人们还应该认识到，论说的根本目的是把个人的发现社会化，把个性的命题公众化。所以，论证不一定要“证明”或“证实”论点，只要读者或听众能够接受论者的意见也就可以了，因为论点本身的“真理性”与论证论点的”真理性”是两回事，没有“证明”或“证实”真理性的论点并不意味着论点不具有真理性。甚至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在论说行为进行的时候，根本无法“证明”或“证实”论点。比如共产党闹革命初期，革命者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一定会在全国爆发”。假如要把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告诉更多的人，动员民众起来斗争，自然是从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阶级压迫的现状谈起，指出当时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必然会以暴力革命的形式，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形式来解决。但论述这个问题时甚至大众还没有觉醒，写文章的目的就是动员大众起来革命，要想“证明”或“证实”这一论断那得若干年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之日。但你能说这没有“证明”或“证实”的论说不是“论证”吗?事实上所有预测性论断在论证的时候都无法“证明”或“证实”。
“用论据证明论点”实际上是“论证”的一种或者说是“论证”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中学语文界议论文解读或议论文写作教学都在用这种“部分”的论证观念来取代整体的论证观念作指导，因此解读和写作指导两种视域狭隘是必然的。尤其是所谓“例证法”或“引证法”在解读过程中和写作指导时的泛滥就是这一论证观念造成的。“证明”说作为“论证”基本理论必须要摒弃。
二、构建新“论证意识”
中学语文界关于议论文写作教学需要树立明析的新“论证意识”，即明明白白地认识我们的论证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构建新“论证意识”，需要先界定什么是论证，对这个定义作出明确的诠释即阐明了“论证意识”。在论证过程中，是这上位的“论证意识”规定论者具体论证时下位的论证方法，换句话说，论证方法是为了贯彻“论证意识”服务的。现时中学语文界议论文教学效果差，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认识“论证意识”。议论文教学缺少正确的论证理论指导，在这种情况下，讲什么论证方法、横向论证、纵向论证、驳论等等不就是“偏”离了议论文教学的根本方向吗？
好了，请让我讲一讲“论证”的本质，什么是“证论”。我关于“论证”的定义是这样的——论证是指论者阐明观点、主张是什么以及自己持论和他人接受之理由。
从这样的定义中，读者可以看出面对一个要论证的命题，人们的论证方向是思考其命题的本质内涵“是什么”，论者“凭什么”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他人“凭什么”要认可。我们要告诉学生，在论证时，先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上述论证方向。论点自身“是什么”和论者“凭什么”持此论以及他人“凭什么”接受，这一切规定了论点的可接受性。下面我就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的阐述。
先解释所谓“论者阐明观点、主张是什么”。 这一点容易理解，也就是论者要把自己概括性较强的理论表述作进一步的通俗解释，以便于读者理解。特别是论点中某些有特殊含义的关键词，更应作出界定性解释。比如，你在《谈骨气》的论文中提出“做人要有骨气”，那么就必须在论述中对“骨气”作出解释。具体说是这样的：骨气是什么，骨气是指行为主体在逆境之中坚守正义、保持节操、矢志不渝的精神。开门见山，讲“骨”之硬、“气”之正乃是”骨气”的本质内涵，为全文定下基调。随后可引孟子的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和讲文天祥等人的故事，这些内容统统都构成了对“骨气”本质内涵的具体解释。文章前后呼应，贯通一气。这样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和理解什么是骨气以及怎样做才算有骨气。
解释论点的内涵是什么，不仅便于读者理解论者的观点，而且还为自己的论述范畴作出界定，便于自己论述。比如，以《论学习中的“入”与“出”》为题作文：论者提出“我认为学习中‘入’与‘出’两者关系是辩证的，‘入’是‘出’的基础，‘出’是‘入’的延续，两者相互促进，‘学’与‘用’相结合。”很显然，这番论述便令人感到生硬与模糊。如果换一种具有解释性的表述，那就大不一样了——“在讨论学习中‘入’与‘出’的问题上，我主张要辩证地看待这两者之关系，具体说‘入’是‘出’的基础，‘出’是‘入’的延续，两者结合相互促进。但是在这个主张里，我需要声明，这个‘入’是指学习新知识，而‘出’则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可以说，‘入’与‘出’相结合相互促进，实际上就是要注意‘学’与‘用’相结合，‘学’是为了‘用’，‘用’更是在实践中强化理解，扩展知识面，使所‘学’更加巩固，乃至延伸所‘学’”。就“学习中的‘入’与‘出’”还可提出这样的观点——“在讨论学习中的‘入’与‘出’的问题上，我主张既要‘入’得进去，又要‘出’得出来。在这个主张里，我要说明，这个‘入’是指能够深入课题学得进去，准确理解其内涵；而‘出’呢？则是指能够跳出课题三界之外，鸟瞰它，而不要被它所局限。一言以蔽之，读进去认准它，读出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它。”很显然，限定性的解释不但让读者明白论者的主张，而且也为自己的论述在范畴上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必须“定义那些人们应该根据清楚的定义使用的词”（《帕斯卡尔文选》莫里亚克编 尘若 何怀宏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年版 第122页）。“因为如果不事先定义一切不可理解的词，提出想证明的东西并对它进行证明就会是无用的；……人们就可能滥用那些词中出现的各种不同意义。而且很容易看到，在词完全听得懂而且歧义完全由定义消除，……结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就不会再缺少它的一切效力。”（同上第123页）本文在这里正是由于对“入”与“出”各自的使用作出了不同的定义性的解释，因而上述各自不同的结论也就自圆其说，而且令人信服。
这些解释，都不是“用论据证明论点”，但却是地地道道的论证。没有全面的“论证意识”，我们的论说文写作思维，会大大受到限制，或者是盲目论证。
接下来，我再来解释论者“凭什么”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他人“凭什么”接受论者主张的理由。这两者是统一的，其要旨有三：
第一，符合说。符合说是指论点所揭示的是是对相关事物存在的是的某种符合。
阐明这种符合关系，实际上就是关于论点的真理性最可接受的理由。因为人们往往具有这样的理性认识：一个主张或命题，当且仅当“符合实在”时才是真的。而我们所要做的正是通过我们的论证来说明论点内含的规律与客观事物实际存在的规律相一致。一般来说，论者的论点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的，但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还是带有自身的主观因素，读者的心理排拒与不信任感是在所难免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严密的理论描述，使我们论点的客观性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构建起与读者交流的平台，为读者接受论点创造良好的条件。
同时，再以具体的感性事实作验证，适时地恰当地举证会使读者对于论点的接受心悦诚服。但必须指出，具体的感性事例必须是在充分的理性论证的基础之上，发挥“实践检验”的作用。
在具体操作中，阐述“符合说”将论点的内涵做具体的分析，就是论者把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论点再与所研究的客观事物作返照性结合，把事物有关的诸要素间的具体联系呈现出来。
以“心平好过海”的阐述为例；这句格言是渔民在长期的海上搏斗中总结出来的极其朴素而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不具有航海经验的读者而言，很难在“心平”与“过诲”之间建立感性联系，更谈不上理性判断。而我们论证的任务就是由“心平好过海”这一理性判断本身出发还原其内部的具体联系。人们在行船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稳舵，找准航向，避开各种暗礁和漩涡，而情绪不稳定，精神不专一，就容易出偏差，这就有一个“‘心平’才能‘舵稳”’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联系。捕鱼时遇到渔汛，能否把握自己的“恋渔”心理，避免超载或拖时这就有一个“‘心平’才能把握事物的‘度’”的问题。这是第二个联系。海上作业中意想不到的危险随时发生，诸如设备故障，天气突变，这时“‘冷静’与‘应变’直接相关”。这是第三个联系。以上就是把“心平好过海”这一论点内部的各要素联系以系统的理论描述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举出事例，诸如哥伦布航海过程中冷静机智，克服突发事故与重重险阻，发现美洲大陆；而麦哲伦心贪气傲，为得到菲律宾马克坦岛的黄金和钻石，挑起事端，中途丧命。用正反两方面的具体事例予以实证性检测，如此认真的论证读者当然接受。
第二，相融说。相融说是指人们提出的论点同此事物相关的已被认可的理论具有同一关系，融贯一致而不相悖。
作为读者而言，他们总是借助已有的判断经验对新接触到的问题进行判断体认，而读者的判断经验又往往以被认可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便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只所以接受一个原理，是因为它源自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并且由它所导出的结论我们能够接受”。（《简明哲学导论·大问题》<美>罗伯特·所罗门著 张卜天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因而，一个论点的提出是否同已被认可的相关理论存在同一关系，融贯一致而不相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读者的接受效果。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谈及辩证法时就曾提到这种类似的主张：“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是辩证的推理。……所谓普遍接受的意见，是指那些被一切人或多数人或贤哲们，即被全体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哲们所公认的意见。”(见(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编，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53、363-364页)要与这些“意见”相一致，“而不是与这些意见相悖”。论者从此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显然在增强接受性上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在实际的行文写作中，我们不可能对于以往所有的相关理论逐一陈述，因为以往已被认可的相关理论已经构成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理论“相关域”，即“理论信息群”。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个“相关域”理论作概括总结来再现其基本面貌，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背景”，阐明论点与其相融的关系，这是一种理论“事实”。它对于增强论点的“可信度”是非常有益的。在此基础上选用相关理论背景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作分析，也就是我们以往所说的所谓“引证法”，做到“点”、“面”结合，从不同方面不同强度加以论证更能加强论证的效果。在这时我们也许会看到同传统“引证法”一样的“引用”，但此时的“引用”是在一个“理论背景”之下的“引用”(尽管行文时也可能省略相关域理论概述)，它不是“只言片语”的实用主义“引用”，也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式的“名人祟拜”，而是具有相当深厚的系统的前识理论积累之下的阐述分析。因而它对论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由于具有这种深厚的理论背景作支持，当然就使论者增加了自信心。帕斯卡尔说：“指出它们与公认的原则的关系，有一种使人信服的无法逃脱的必然性。”（《帕斯卡尔文选》同前第119页）
第三，实用说。实用说是指人们总结出来的观点对于人们实践有积极意义——“它或者引人选择和避免，或者引人得到真理或知识，或者它本身就能解决问题，或是有助于解决其他某个问题。”
(见《亚里士多德全集》，同前)这段亚里士多德的话，还是讲辩证法的，我把它用来作“实用说”的注脚还是蛮贴切的。由此可以看出渴望理论对于实践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这是人们所共想的。这样人们也形成了一种心理倾向：一个主张或命题，当且仅当它“有用”时才是真的。比如说以“度量”为题作文，作者提出“为人处事要有度量”这样的处事哲学，那么他在阐述时就可从“有度量”的好处，即对人实际生活中的实践意义来进行论证。“如果度量宽宏，处处能容，事事能看破，自当不忧不惧，坦然处世，这就是大度的好处。”“容得几个小人，耐得几桩逆事，过后颇觉心胸开豁，眉目清扬。”这些话语均引自人教社高中《语文③》“表达交流”部分。他们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中已经实践了“实用说”这一原则，但是他们在论证理论上不认识、不懂得从这里总结认识论证方向，这是从宏观上指导论者去阐述论点的可接受性。可悲呀！可悲！我们应当告诉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适当地凸显理论的认识价值与指导意义对于读者的接受是非常必要的。康德曾尖锐地嘲讽某位“学院演说家”的命题——“亚历山大如果没有军队就不可能征服各国”——“虽说是十分正确的，但却毕竟没有意义……也正因为此而是可笑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36页）为什么康德这样说呢？因为那位演说家的“命题”没有用，是一个谁都懂得的无意义的假设。
“实用说”，在本质上是对论点以实践为基础的一种检验。也就是说，看一看论者的主张在社会实践中是否真的具有指导意义，能否达到人们实践论者主张时所期待的目标。关于这一点，我想人们是容易理解的，也是最令人相信的理由。众所周知，人们接受一个思想有两个准则——“理”和“利”。人们通过这两个准则去衡量某种思想是否可以接受。当然，最自然的力量是“理”，因为人们只应该同意被论证为真理的东西。但是，最常见的，尽管是违反自然的，却是“利”的力量，因为很多人很多人并非通过“理”的说服，而是通过“利”的启示被带向“相信”和“接受”。人们都坚信只有在他们知道“值得去相信甚至爱的时候才会相信甚至爱”。而这个“值”里面，显然并不都是“理”，其中还有“利”。“实用说”为“相符说”、“相融说”补充了一条附加的实践性条件，即接受某一观点、主张的理由之一，还有看其能否让我们更好地行动，是否能为未来提供富有成效的路。用这个理论最著名的拥护者、倡导者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土的话来说，就是它是否“管用”。
我以为本人所提出的“论证意识”很显然可以把论者从狭隘的“证明”说中解放出来，开阔了论者的论证思维视野，对于提高论证能力显然是“管用”的。
以上我分别对符合说、相融说、实用说进行了分析，实际上这三个概念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相互封闭的。这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补充、统一的有机系统。作为系统中的要素，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与职责。符合说具有实践性和直观性特点，它体现了论点与事物的直接联系，容易为读者所认可。相融说具有背景性意义，显现出论点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为读者的分析判断提供更多的依据。实用说是从论点的认识价值角度而言。此三者彼此互相补充，共同体现了“可接受性”的论证方向，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比如从实用说的角度看，甲商提出投机取巧的经营之道可能会赚大钱的，乙商提出诚信经营之道也可能会赚大钱的，他们的经营理念都是“实用的”，也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但却是尖锐对立的，怎么判断它们的是与非呢?很显然，若从符合说的角度再论证，甲商的经营学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偶尔成功，迟早会遭到群众的唾弃，乃至法律的惩罚，而乙商则可继续发展。所以说，单纯的相融说与实用说不能足以证明论点的真理性。因此，不能孤立地割裂地进行某一方面的论证。
顺便指出，教材中所谓“驳论”，其实就不需要单单提出这个问题。“驳论文”归根到底还是议论文，其论证规律本质上讲没有什么特殊的，其方法也不是简单地说什么“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这些内容都已融合在新“论证意识”之中。具体批驳时，只不过是分析被批判对象解释其论点“是什么”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论其“不相符”、“不相融”、“不实用”而已。特别是“不实用”一项，在“驳论点”、“驳论证”当中还体现不出来。这“三驳”说，其实也会限制人们的批判思维。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面对要论证的命题，不要急匆匆地去想什么论证方法与方式，即什么“横向论证”、“例纵向论证法”等等，而是从前边所讲“是什么”和“凭什么”方面去思考，而“凭什么”则再分解为“符合说”、“相融说”和“实用说”，是这些原则问题规定具体的论证方法和方式。为了更具体更清楚地说明这一切，我把上述重新归纳的“论证意识”用以下的图谱标示出来，并把它命名为“徐江论证系谱图”：
这是一个完全论证的系谱图。
从这个系谱图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论证不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操作，更是一种思维的艺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与其老师卡尔纳普曾在一起愉快地游玩，并热烈地讨论学术问题。后来他说：“当时我有机会用我的一部分假期同卡尔纳普和赫伯特·费格耳连续进行批判讨论……以及他怎样同时带领我们穿过一片同样密不通风的漂亮的论证的丛林。”(《猜想与反驳》[英]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62页)“密不通风的漂亮的论证的丛林”不但是对哲学家具有高度严密性、思辨性、逻辑性的论证话语最为生动形象的概括，也是人们在议论文写作中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而我的“论证系谱”正是这“论证丛林”的形象表述。我们的“论证”，就是从自己的论点出发，沿着图中箭头所示方向，穿过论证系谱中一个又一个的概念“树丛”，从而把自己论点的可接受性讲得更令人容易接受。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证明”过程。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说明：大家仔细研究我的“论证系谱图”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这个图谱已经勾勒出一般论说文论证的结构安排，按照我的图谱便可一步一步很清楚地把文章写出来。此外，把图谱图中的箭头倒过来：它还明确标示出研究问题的基本路数和规则，即结论是如何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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