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在王小波的知青时代，说明做一只猪的艰难，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更艰难。但我还是认为，猪比牛好，无论怎样艰难。牛的使命众所周知，猪的使命也众所周知。但无论哪一种，实质上都是一种不幸。生命常常在一种悖论中，比如我们。我们今天，当然好过王小波的知青时代，最起码的，无论是猪，还是牛，或者与猪牛不沾边的，都可以不按生活本身的设置：在局部范围内可以随心所欲。这是一种进步。当我们在进步中，我们就充满了幸福。我们如果在大街上随便拽住一个人问，你幸福吗？回答的可能当然是：幸福或者不幸福。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不幸福者回答幸福，幸福者回答不幸福。为此，我们要作出准确的判断就很可能有困难：看心境背景或情景。
有了上述界定，再来看读书。读书的最大悖论是无书可读，或者可读的书太多。对于前者，我们郁闷，对于后者，我们也是。无书可读，生活单调，生命了无生趣，比如王小波的知青时代；可读的书太多，我们常常无法选择，让人很是茫然，比如我们今天。因此，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或者被迫，生命的本质或者情趣就被抽空。剩下的仅仅是一种身份认同，或者一种价值认同。如果这样做人，当然很不可取。但事实是，我们许多人都渴求这种身份价值认同，并不惜血本往这个高度或者深度攀缘。我想说明的是：不是不能读书。书是毒药之一。你如果心甘情愿中毒，就埋下头去；你如果不想中毒，就离书远一点。从真正意义上做到“敬鬼神而远之”。但事实是，只要你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人，就不可能拒绝书，那么，出路只有一条：争取或者努力中毒。
书作为一种社会载体，当然体现社会功用。本雅明说过一句经典非常的话，书像女人一样，是唯一可以带到床上去的东西，可见书的诱惑性。此话说明，本雅明自己，已经中毒太深。本雅明对书的喜爱就像对女人的喜爱，或者反之。本雅明是从书的内涵上来说的，就像王小波称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为“猪兄”一样。尽管称谓各异，实质等同。我想说明的是，读书是一种爱好，而不是一种设置。如果成为一种设置，就回到了王小波的知青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让人痛苦，无论善意还是恶意。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读书不能设置，也让人痛苦，无法选择与不能选择都同样让人没有出路。我的理解是，我情愿无法选择，也好过不能选择。
因此，按照我自己的有限理解，读书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与背景载体无关，只与情景心境有关。如果是前者，我们肯定带有被迫性。被迫性的好处是能够产生可能的功利性。如果是后者，我们就是随意的。随意的坏处是，生活不能被设置。我的理解是，只有随意性的东西，才有可能从真正意义上，给人以真正的乐趣。当然，我们不否认设置的力量。根据人本身的惰性，设置有时也非常必要，这就发展到另一个问题，设置究竟是不是生活。如果设置也是生活，作为我个人，情愿不要。因为凡是被设置的东西，不多不少都让人痛苦，凡是让人痛苦的东西，都使人隔膜。人一旦隔膜起来，就没有任何动力。一个没有任何动力的人，要想自我发展，不多不少可能有些困难。这就回到了王小波的话题：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仅仅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不过，仍然显示出时代个性被压抑的张扬。如果那猪太温顺，早就被人杀掉了，无论肥瘦。因此，读书也是一样，必须个性化，别人适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自己；自己适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别人。
我这样说，可能有些绕道，我想说明的是，读书应该有选择，好比谈恋爱。王小波笔下那只猪，最后终于变成了野猪，从自我被设置的生长环境里，被迫勇敢地跑掉了，被迫去寻找另一种没有被设置的生活。这当然是一头有个性的猪。从这猪身上，我却看见了人自身：生活不要被设置，生命更不要。即使外在被设置，内在一定不要被设置：这才是读书的应有态度。当然，就目前来看，读书是一种痛苦，有时甚至是一种仪式，特别是那些必须要通过思索才能有所收获的书。这当然与个人选择有关，与个人爱好有关，与个人环境也有关。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读让人思索的书，尽管痛苦，但充满乐趣。
最后补充一点，不要被书所左右，无论是轻松还是凝重。从书里解放出来，像王小波笔下那只可爱的猪一样，逃离自我与他我的外在设置，在局部范围局部时刻，尽量让自己生动。当然，这种生动是以个人内在为根本。要达到这点，又必须从书下手，只有真正进入了书的内在，才有可能进入自我的内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要面对，如果想让自己丰富或者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