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张国生
教书40年，形成一个认识：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的成长，以及我能搞出《大语文课件》这套系列软件作品，都得益于读书和行路。虽然我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读够了万卷，行够了万里。如果把一“卷”理解为一本、一部，大概还差不少。若再把“破万卷”理解成把书读破、翻烂，就像孔子韦编三绝一样，则更差得没影了——我读书多是不求甚解的。但“卷”的原始义和早期义，其实就是竹简之一卷（读三声），那一卷竹片片其实写不了多少字，大致相当于当今十几张到几十张纸，或相当篇幅的文章之一篇。《史记》共52万6千500字，130卷，平均一卷也就大约4000字。有资料说，唐代的“卷”，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万卷”最多相当于现在32开本500页的书300本。如果这样计算，我早已“万卷”有余，甚至是几个“万卷”了。“行路”也这样，若只算步行，且必须是像司马迁那样访古探逸，我肯定没行够，若乘车乘飞机也算，则不知多少个万里了。
年轻时读书的情况，我在《我的成长之路》一文中谈到过（见《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不再赘述。近十几年以来，我读书分两种情况，而且对我的成长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随意博览。
我阅读的兴趣非常广泛。语文类就不必说了，文史不分家，我对历史始终感兴趣，包括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共运史、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史，也包括思想史、哲学史、科学史、教育史、语文教育史、红学史……也对各科知识感兴趣，甚至还读音乐、美术、摄影、影视理论之类——别以为这些是“闲书”，与语文教学没什么关系，这对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是很有好处的。正是有了这方面的修养，我制作的课件界面才和谐美观，配乐才与课件内容相契合，而且像电影文学剧本《音乐之声》之类的课件才设计得内行，具有艺术感染力。
博览中还有一个奇怪现象——我对“政治”厌恶至极，决不想与“政治”搭界，甚至不想和政界人物打交道；对经济也不“感冒”，全民经商和全民炒股风潮中，我一点不为所动。但我对各种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却很感兴趣，包括国际政治、国内时事、国计民生，包括三农、失业、矿难、贫富分化、国资流失、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各种问题，而且搜集、阅读、积累了不少相关资料。这也使我的课和课件贴近时代，贴近社会生活，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民的脉搏搏动在一起，同时也对学生有吸引力，有教育和感染作用。大家都认为我的课，我的课件内容丰富，比较大气，那应该归功于博览。
2.专题研读。
主要是为制作课件而专题研读。说是“制作”课件，其实主要时间是查阅资料和读书，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头脑的加工创造。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问题，都需要查许多书。例如《梵高传》一课有个地名“纽恩南”。“纽恩南”是个什么地方？梵高为什么来到这里？又为什么离去？课文有一句“在村子里那重新掀起的敌对浪潮的包围中，他觉得无法存身”，“敌对浪潮”有脚注，但“重新”是怎么回事？为了作一个补充介绍， 我读了整部《梵高传》。但是，波韦尔斯神父为什么要把梵高赶走？《梵高传》也没说清。查阅宗教学方面的资料，又请教了女儿（她是北大宗教学硕士）才知道，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基督教的教派及其冲突——基督教分为三个教派：天主教、新教和正教。波韦尔斯是天主教神父，而梵高信仰新教，父亲是新教牧师，所以他讨厌这个“既是异教徒又是艺术家的人”。
小问题尚且如此，大问题、复杂问题，或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却很复杂的问题就更是如此。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是什么关系？人们众说纷纭。我试着解决这个问题竟然查阅了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颜元的《四书正误》、《习斋言行录》等大量典籍（具体参见拙作《孔子的“治学三境界” 》，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第7期）。
又如《曹刿论战》“齐师败绩”一句，课本注“败绩”为“大败”，虽是通行的注法，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考证了一番，还写出一篇论文，竟查阅了《左传》《国策》《国语》《论语》《孟子》《史记》这几部古籍的全文，而且需要查出在这些书中“败绩”出现了几次，各是什么意思。例如《左传》（包括《春秋》经文）共35次用到“败绩”一词。其中经15次，传20次。这35个“败绩”，大多数都是“大败”。但“败绩”又并不都是“大败”之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即非大败；《礼记•檀弓》“马惊，败绩，公队”和“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亦非大败；屈原《离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亦非。最后又运用《三体石经》提供的古文字资料，才有新的发现（具体内容参见我的《“败绩”考释》，在我的博客中）。于是《曹刿论战》的课件，就显得内容丰富而厚重。
这样的研读太多了。为制作《边城》一课的课件，先读了《边城》原著，又读了沈从文许多其他作品：《丈夫》《萧萧》《三三》《龙朱》《神巫之爱》《湘行散记》……读了关于《边城》的许多文学评论，还看了电影《边城》。为了搞一个有吸引力的作者介绍，我读了《沈从文传》《从文自传》，还在网上搜索了不少研究沈从文的资料：于继增《艰难的抉择——沈从文退出文坛的前前后后》、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王润华《沈从文：一只不断上涨的股票》……然后，我介绍沈从文，才能抓住沈从文一生中最具反差，最有波澜，也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例如“不懂标点符号，竟成著名作家”、“只有小学文凭，却当大学教授”。这介绍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每一句话都出自己口，每一句话都有资料依据。也因此这个课件内容丰富，感情浓烈，趣味性强，也比较大气。
认识“行路”的价值，最初是去了一趟白洋淀，回来再读《荷花淀》，觉得特别真切感人，文中描写白洋淀的风光与风俗，简直和自己看到、感到的一样，那么上这一课的时候，就特有真情实感，特有教学效果。此后随着游历的增多，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例如游过苏州园林之后，对原来并不太感兴趣的课文《苏州园林》忽然来了兴趣，以后每当上这一课，我的感情都非常投入，还因此产生了创意——都和学生“神游”苏州园林，使他们学得趣味盎然。渐渐的，凡是课文涉及之处，凡是作者的故居遗迹，凡是和语文教学相关的名胜古迹，我都想去走一走，看一看。有时是借开会讲学之机，有时是自费专程前往。于是，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浔阳楼，孔子、孟子的府上，陶渊明、韩愈、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的祠堂，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游历之地，诸葛亮的草庐，周瑜的点将台，文天祥的土牢、蒲松龄的聊斋，鲁迅在绍兴、北京、广州、上海的寓所……
开始制作“大语文课件”之后，更加认识到“行路”的意义。我的课件中尽量使用自己亲自拍摄的图片作品，这样既有一种亲切感、自豪感，又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还可以次感染学生。于是我更多地“行路”，也更大地投入，为此先后买了三个相机和一个摄像机，还有各种配件。有些去过的地方也还想再去，于是我5次拜访李清照、辛弃疾，4次登泰山，3次到曲阜拜谒孔子，也3次游览和拍摄苏州园林、西湖风光，3次游览和拍摄杜甫草堂和武侯祠。还跑到北京、上海的博物馆拍摄璧、玦、豆、觥……拍摄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是必须趁月明之夜的，于是和暨南大学一位发烧友于半夜三更之时来到清华大学——在别人看来，我们一定是神经病！今年暑假，我用35天时间，走了9 个省的15个城市，其中为了做好《隆中对》和《出师表》两个课件，专程去了成都、白帝城、襄阳、南阳四个地方。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当今网络这么发达，需要的资源都可以从网上查到，你有必要主要亲自“行路”吗？我觉得有。须知，“纸上得来终觉浅”，你去一趟之后，才“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肯定加深对书的感悟，得到从纸上得不到的东西。去年我读沈从文，产生了去拜访他的强烈欲望，于是暑假专程跑到湖南凤凰。走进他的故居，看着他的遗物，近距离地和他接触，才能更真切、更深切地了解和理解他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站在他的墓地前，看着那块奇异的五色大石，才真正感受到他的博大与深邃。漫步沱江两岸，住进江边的吊脚楼，亲自感受“边城”的风光、风俗和民情，才真正理解《边城》中的风情是何等的真实与淳朴，理解他“用悲悯的洞箫吹奏幽美的牧歌”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于是我制作的《边城》的的课件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最有感触、收获最大的是今年暑假考察柳宗元度过十年贬谪生活的永州。去之前当然知道唐朝时那是个蛮荒之地，但考察之后，才会产生一种无法得自纸上的感慨与感悟，才会产生对柳宗元及其作品的深深的理解。我是从杭州前往永州的，在杭州买火车票时，根本没有到永州的车，售票员甚至不知道中国还有永州这么个地方，还问我是哪个“永”，在哪个省，通不通火车。查了半天还是没有，只好先到衡阳，然后再转到永州的车。好不容易到了永州，一下火车，发现周围都是荒野山丘， 左边只有两三座在建的楼房，右边是一排小店，用石棉瓦之类搭建而成的临时建筑。看不到心目中的永州，心中不免疑问：“永州”在那里？问当地人方知，这是一个叫做“冷水滩”的地方，几年前刚改名永州市。但这个永州不是柳宗元被贬的那个永州，那个永州是原来的零陵县，即现在的永州市零陵区，离这里还有30多公里。天气极热，天气预报显示这里是橙红色区域，我女儿一次次打电话，怕我中暑，劝我别去。开弓没有回头箭，来了就得继续前行，于是问车、找车、等车，车行了一个多小时，又转了一辆很破旧的车，才到目的地——零陵的柳子庙。此时是中午1点，柳子庙前只有我一个游客；永州八记景区好像未加开发，垃圾随地可见，足以说明这个地方依然荒僻。于是我感叹：一千多年前，交通不发达的唐代，柳宗元偕老母来这里，从九月走到年底，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需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这位担任过监察御史、曾是国家改革核心组成员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大才子，却被贬到这样的蛮荒之地，该是多大的委屈！被弃置十年，且是人生最美好、最适于成就事业的黄金时代，又该是对人才、人生的多大摧残和浪费！十年的贬谪生活，他究竟是怎样痛苦地熬过这种漫长的困厄？……难怪他的文章中充溢着难以拂去的孤凄、抑郁和愤懑！难怪他坐在小石潭上，便“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乃记之而去”！也难怪这位旷世英才只活了短短的47岁！回来之后，我修改了《小石潭记》，不但全用自己亲自拍摄的图片，而且所见、所闻、所感渗入其中，使这个本来并不出色的课件质量大大提高，成为我的精品之一。 我深知，那是“行路”带来的思想和艺术的升华。
由于“行路”，还会产生许多思维的火花，用之于教学设计，则新颖而有趣。例如《隆中对》一课，原来的“导入”方法不甚理想，但又想不出更好的。考察过襄阳和南阳之后，新的“导入”方法产生了：
1.首页：背景图片：古隆中；课题：隆中对——诸葛亮的“建国方略”。
2.请在地图上找到“隆中”位置……但也有人认为“三顾茅庐” 之地在河南南阳的卧龙岗，根据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3.介绍一件趣事——一场“官司”打了一千多年，至今双方仍在论争：
“三顾茅庐” 之地在何处？是在湖北襄阳的隆中，还是在河南南阳的卧龙岗？从晋代以来争论了一千多年。清代，襄阳籍的顾嘉蘅任南阳知府，为了平息争论，在南阳武侯祠题写了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但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并未使争论断绝。1988年更换新教材，《隆中对》从语文课本中删去。当时湖北襄樊市的领导认为这是他们一大损失，于是派专人连续5次进京活动，甚至市长亲自出马。终于，2001年10月，《隆中对》与《出师表》一起，重新编入初中语文课本，而且《隆中对》注释：“隆中，地名，现在湖北襄樊。”《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注释：“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
消息传出，襄樊人欢欣鼓舞，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但这又激怒了南阳人，于是南阳人开展了一个“万人签名”活动，他们请求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将《隆中对》改为《草庐对》，将《出师表》注解纠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河南南阳市”。
襄阳、南阳两地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是在己方，而且双方还似乎展开了一场保护“文化遗产”的竞赛：双方都有建有规模宏大的武侯祠（图片：襄阳武侯祠、南阳武侯祠。说明：本课照片均为张老师拍摄），都建有“三顾堂”（图片），都有诸葛草庐……
4.张老师对襄阳、南阳数度考察（图片及说明：1986年8月在襄阳古隆中留影；2007年8月分别在两地考察），可惜对这个问题也是非莫辨……现在，我们学习这篇打了一千多年官司的课文《隆中对》……
“行路”中也会有一些小发现，产生一些小创意，用于教学设计。例如我考察孟府之后设计《〈孟子〉两章》，就产生了这样的创意：孟府有一块匾是“七篇贻矩”（如图），你能解释是什么意思吗？这样设计，显然新颖有趣，且令学生印象深刻。
我“行路”的另一项内容是拜访名师。于是我的成长之路上得到许多大师级人物的指点：刘国正、钱梦龙、巍书生，欧阳代娜、宁鸿斌、蔡澄清……还有一批语文教学法教授：东北师大的朱绍禹、北京师大的张锐、上海师大的何以聪……也结交了许多新生代才俊：程翔、韩军、陈军、程红兵、郑桂华、袁卫星……曾和全国青语会的一班朋友先去北戴河吟啸高歌，后到南澳岛放浪形骸……近朱者赤，和这些高人交往，自己的学问、思想也渐渐进入新的境界。我还和原学校签合同停薪留职南下深圳，两年后到碧桂园这所国内最成功的民办学校工作了4年。这里高手云集，竞争激烈，于是我又产生了一次飞跃：教学艺术进一步提高（标志之一是出了“状元”），而且开始掌握电脑这个新式武器，起步开发“大语文课件”。这使我在语文教学信息化的领域处于先行者的位置——这也是“行路”的收获吧。
说到这里，很感慨苏辙的“养气”之说。他认为太史公文章“颇有奇气”，原因就在于“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他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我想，同样道理，课者，亦气之所形；课件者，亦气之所形；师者，亦气之所形——此气亦可以养而致。怎样养气？怎样才能把课上得大气？怎样成为大气的学者型教师？答案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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