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师·学生“主体观”的对话
桂维诚 吴礼明
吴礼明：记得桂师曾与姜广平先生就孔子在《侍坐》篇里是否 “设彀”的话题发表过看法，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桂维诚：我认为，孔子确实不是完全放开让学生自由讨论的，他是确定了中心话题的，并也不回避自己的观点。但他不是“设彀”，因为他在《侍坐》篇里不是把现成的答案强加给学生。《侍坐》篇里他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表达观点，而是在学生要求他作点评时才说的，而且比较含蓄。而我对他在《季氏》里的咄咄逼人也并不太欣赏。不过也难怪，因为季路、冉有已将他们的观点付诸行动，可能会带来恶果，做老师的认为学生错了的行动而严加指责，本来也无可厚非，因为此时已不是在清谈了。我同意姜广平先生这个观点：“孔子对他的学生在政治上要有大作为是期待以久的。”“孔子这人是（是否改为‘想’？）在他的学生身上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我想，今天的教师是否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情结呢？这也无可厚非。
现在过分强调学生主体，那么教师仅仅是蜡烛是附庸吗？我认为教师也是主体，也应该有其自身的价值，也应该有他个性和理想张扬的空间。课堂既是学生出错的地方，也是教师弘扬真理，彰显人格力量的地方——韩愈的概括的“为师”功能并没有过时。现在的教学改革是为了学生更有效地学习，更要尊重学生的个性，而不应该是以淡化或否认教师的功能来实现的。这关系到更深层面的哲学思考，恕不展开。恳切盼望听到智者争鸣的声音，因为真理的火花会在碰撞中闪现。
吴礼明：我很赞同您关于孔子不“设彀”的分析。确实，我对“设彀”式教学的兴趣不是很大。我以为，支撑这种观念的是“唯书”“唯上”。所谓 “设彀”，即教师们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往往强调设计，在教学之中务必达到他们的教学目标，而学生只不过是他们达成目标的棋子与道具而已。您反对现在课堂教学因忽视老师的作用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我很能理解，但您的“教师主体与学生的主体”观的阐释，可能在受众那里会形成一个误解，以为您在对待两个“主体”时持一碗水端平的态度。而我作为一般的受众，我可能就作这样的理解。所以，我私下以为这两个“主体”不能一起并列，主要是因为这可能不合矛盾的分析法。我粗浅地想了一想，觉得这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让渡的关系，即“教师主体”向着“学生主体”让渡，而以学生主体为主。我总觉得我们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当看作是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可能更好些。不知对不？请批评。
桂维诚：曾拜读礼明君《对话情境教学的态度与方法之管见》中的5点构想，颇见理论功力，深受启发。你的文章结尾说到：“新课程无疑给了教师很大的空间，也给了教材一个很大的空间（所谓国本、地本与校本），但空间最大的还是学生。他们将逐渐地从教师的‘主导’下解放出来，自主地生成于对学习的需求与期待。那么，势必会形成真正一个学习型的校园，一个学习型的社区，进而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我们有理由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思想的精辟论述展开我们关于学生学习自治的蓝图与设想。”但现在语文教学在许多学校遭遇到一种尴尬，《语文学习》对于漪老师的访谈就说到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关键是要有一个切实的操作才行。你说：“我现在正思考着（也在尝试一些）课堂阅读的两个办法（问题）：‘自组式学习与自问式激发——自组织阶段’和‘课堂激烈的辩论与交锋——自教育阶段’。”不知礼明君所在学校如何，你在尝试的两个办法，进展如何？很想听听具体的做法。
吴礼明：谢谢桂师的关注！只是“自组式学习”有一点头绪，其余操作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我在搞“播种一颗文学的种子”的提高文学兴趣的活动。高一初始即向学生推介大量的文学作品以供阅读。老师并亲自剖析讲解，在写作、人生、情感、哲理等等方面让这些孩子逐渐地感受到语文的文学之美。而文学的教育，要按照一种文学的方式来上课，要依照文学的具体的要求，而不是那种仍然是应试教育的那一套知识灌输的方式的零星变通。我还有组织地办好“杂志”《十一月》。而我还没有想到这么快的是，我的学生撇开了我，已经在悄悄地办刊呢。我的一个义举而大胆的学生，模拟网络的样式，实行跟帖式融交流和写作于一体的方式，在“帖”一本《杂杂集》。这里有很多的诗歌、散文、小说，都不是刻意写出的，他们已经尝到“以我手写我口”的滋味，一切谈起来都是亲切可观的。这里的诗，或冰心式的一点人生的感悟，或对生活的某种激情的倾泻。他们对生活、对人生有了看法，有了思考，有了心灵的希望与放飞了，这些都源于有感而发。他们已找到了表达他们自己的方式，对我而言，又如何不欣喜呢？现在，又有一个大胆的学生，在老师之外，拉了一批人，串通了几个班级，在搞一个叫“青山文学社”的活动。
桂维诚：好啊！我看到了教师个性和理想张扬的空间。你的这种引导与授课方式很值得关注。如果没有老师大量而扎实的工作，要取得这样的可喜成绩可能就很难了，所以教师这个“主体”是不能淡化或否认的。忽然想到，这里想与礼明君继续商榷。刚刚我又拜读了你的教学手记《那一缕阳光下的一丝柔情》，面对一群很现实很物质的孩子，你循循善诱地让他们懂得许多他们原来并不懂的东西，你的主导作用是显然的并是成功的。这与你的理论似乎并不相符，是不为也还是不能也？我想大概是不能也，面对现实，是让孩子们在迷途上摸索呢，还是以礼明君深厚的人文精神和人格力量去感召他们呢？我以为你是选择了后者，因为“那一缕阳光”正是来自你的思想。你的学生是有幸的，能从你的解惑中感受到“一丝柔情”。
在你慷慨陈词的时候，你就是主体，主客体是相对的，它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当学生接受你的观点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时，他们就是主体，你的影响只是施加的外因。何为教学？它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现在过于强调学生是唯一的主体，那么让他们自己在游泳中去学会游泳吧，要学校何用，要教师何用？仿佛我们在文革时就见过那种教授与工农兵学员的定位——不过现在也许穿上一件时髦的外衣而已。
我以为教师的主导作用没有错。如果连导也不要导，那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有的说是伙伴，也就成了陪太子读书的“伴读”了，这就体现平等了吗？你说师生如教练员和运动员，我认为这个比喻比较恰当。有谁否定过教练员的指导作用呢？我们教育界大可不必自己给自己头上着粪，否定教师的功用，似乎教师退到一个“服务员”的地位就是新理念了吗？君不见自称“公仆”的衮衮诸公，比“主人”可牛多了！我们教师为何偏要自作多情，自我淡化呢？三尺讲台本是传承文明的神圣领地，教师怎能放弃自己的天职？中国教师的地位刚刚有些提高，我们干嘛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呢？现在许多时髦的理论搞得我们都不会上课了，课堂上好像不讨论就不行了，老师多讲些也不行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浮躁和形式主义。当然，我认为在方法上探讨如何提高教学效率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从哲学上颠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大可不必！
吴礼明：诚心拜读桂师的宏论，受益匪浅啊！您将小作作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证据，见出您思想的锋锐；您对目前教学偏向的深忧让我动容；而您对“主客体转化”的看法无疑是深刻的。但将师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还要作深层的考虑吧。教育活动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师主体、学生客体”说，把整个复杂的教学过程简化为教师主体对学生客体的单向式知识传授，过分强调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动性；而“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说，把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主导作用”与“主体作用”混同比较，因而易导致“儿童中心论”。“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说，仅仅是从教学过程来谈的，事实上形成教学过程的分裂。但无论持什么说法，我想最根本的一条，一谈到“客体”我们一般表示的是“外部客观存在”，或“主体行为的对象化”，无论哪一种，势必将教学中的人“物化”或“对象化”，这在价值论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所以，在重重不解的问题前，在师生的关系中我选取“学生主体”，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诚恳地说，我是受了李镇西师的影响的。他认为即便启发式教学也还残留着“教师中心主义”的痕迹，所以他倡导对话式教学，倡导“共享式”教学，已无所谓以谁为中心不中心的。而我似乎激进了一些，由此再进一步，以为在网络环境下，教师的地位必然会下降的。昨天我看到姜广平老师的宏文《新世纪语文教学视角前瞻》（《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5期），深为叹服，甚至有“毁弃旧作”之念呢！他那里也谈到教师地位下降的问题。
下面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您对小作的褒奖让晚生羞愧啊！感谢您耐心地读了小文《那一缕阳光下的一丝柔情》，您想说的是不是我的这篇小文（上课）仍然还是“教师主导型”而非“学生主体型”？确实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在“教师主导型”既久的环境下，直接进到“学生主体型”，我以为还不太现实，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从自在到自为不能在其内部自发地产生，必须经由外部的输入。我们现在就是在逐渐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我想，小论也与您刚刚进行的“教师?学生主体”的精彩剖析不悖的。不知这样的回答行不行？
桂维诚：礼明君客气了。你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学者型教师，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走自己的路。教学也应该百花齐放，为什么要一个“主义”打天下呢？采取什么教学方法，应该因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制宜，你的教学手记《那一缕阳光下的一丝柔情》所展示的教学艺术，是令人折服的。我想如果采用学生讨论式，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对那位官宦子弟的错误认识，你通过巧加点拨，收到了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效果。理念也不能说不新。
关于是“ 教师中心”还是“儿童中心”，完全没有必要去辩个孰是孰非，所谓“中心”也不是绝对的，无不因地因时在变化着，要不承认也难。只要不加上“主义”的吓人帽子，大概不会有反对新理念之嫌。我们要防止“全盘西化”，跟在人家后面学，既学不像，又赶不上，这里还有国情、民情乃至民族心理的差异。西方教育搞了近百年的“儿童中心”，感到质量下降，还想学学东方呢。因为“距离产生美”，掩饰了许多瑕疵。正像他们看不到我们真正的弊端一样，我们对他们的东西是否溢美多于冷静的分析？我想将来的地球村一定会形成东西方交融汇通的教育态势。所以我们中国的教育完全应该走自己的路。看看我们的教育，还有多少地方的学校是由“张美丽”们支撑着，还有中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渴望，对分数名次的崇拜，学生的不堪重负等等现实的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中国的高考、中考不下大力气改革，一切都是空话！“减负”了吗？“素质”了吗？美丽的口号掩盖不了残酷的现实。
我们语文教师大多是理想主义者，苦苦在探索着前卫的理论；然而语文的地位却在一天天下降。学校不愿意在语文上过多投入，学生也不愿意在语文上过多投入，就有学生拿着北大状元的体会文章，做他们不学语文的论据。所以，一个具体的行动要胜过一打纲领。“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陈钟梁先生主张“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呼唤语文研究少些“性泛滥”，是很有见地的。
吴礼明：桂师一番高论又让我倾心折服啊！确实，当教学从单纯的课文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时，很多学生因为在知识与阅历上的局限，很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些较浅层次的东西，这时老师的引导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教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某种理论，或者用所谓的理论来裁剪鲜活的教学实践，都是削足适履的。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我想，正如您所说的，要因人制宜，要因地因时，“我们中国的教育完全应该走自己的路”，否则，一切都只是张美丽的面孔。您的“我们要防止‘全盘西化’，跟在人家后面学，既学不像，又赶不上，这里还有国情、民情乃至民族心理的差异”，正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在骨子里是中国的“本位主义”，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最宝贵的东西在不断地流逝，我不希望我们的语文课堂上成为崇洋的前沿阵地。我正在尽我的微薄之力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不断地走向现代化。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但我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虽然我的这些做法和想法，在大方之家看来还幼稚得可以。这里又谈“主义”了，请先生多谅！
桂维诚：呵呵，理解。我们还是回到《对话情境教学的态度与方法之管见》一文中。对，李镇西先生是主张“平等中的引导”的。我认为他指出的那种倾向很有代表性。
如干国祥上《愚公移山》一课时的“引导”之功着实厉害——充满雄辩的智慧！如果简单地得出“愚公之愚，愚不可化”的结论，甚至当作是创新，那是误导。新生代教师都身怀绝技，而弃“引导”之功不用，岂不可惜！对“学生主体”的认识应该是尊重学生个体主动发展的学生观，而不要形而上学地把它绝对化。教师也应该在履行职业责任的同时，主动求得自身的专业发展——他们也是大写之“人”或曰“主体”，陈旧的“蜡烛论”可以休矣。教师居高临下地把学生当作被动的施教客体显然是错误的，但师生是平等的，例如：当学生主动地从教师身上汲取学养和人格的营养时，教师可以看作是学生审美移情的客体；反之，教师从孩子们身上受到启迪和激励时，教师何尝不是主体呢？
吴礼明：桂师对年轻教师的奖掖和期待让人敬佩啊！听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我的理解是，您所强调的是“师生双主体”。确实，教育的“双主体”整合了教育活动中的教活动与学活动两个方面，把教与学的对立与统一转化到师生主体性的互动中来，彰显教学活动的“主体性协同”，使教师主体性和学生主体性充分而协同的发挥中达到统一和和谐。在现代教育情境中，教师与学生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兼容、相互融合的。目前，我国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将自己的主体性作用与学生在学习上的主体作用完全对立起来，用一言堂、满堂灌的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性无法在教育活动中获得展示和发展。
但我还有几句话想说，不知对不对。在师生这个关系体中，学生是主体，老师是否还是主体？教学活动之中，是教为主，还是以学为主？我想，这样一想，问题应该比较清晰了。过去，钱梦龙师说，“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今天则只能说“以学生为主体”，为什么？因为依照矛盾分析法，一个矛盾实体内不能有两“主”，而只能一“主”一“次”，要么教师为主，要么学生为主。但是这也会招来批评，会被扣上“一元论”的帽子：现在是一个提倡多元的时代了，“一元论”的思想应当休矣！然而这种看法却是与“多元”没有关系。在哲学中，所谓的“元”，是指不依赖其它而独立存在的。如果硬要讲，那么师生，可以作为二元存在，但钱师的这种“二元”思想在现实着很难操作，因为师生毕竟要发生关系，不能并存于教育的“目的”之中。事实上，学校和教师的“服务意识”，就鲜明地体现在对“学生主体”的积极作用上；具体在教师身上，如您所说，那就是“引导”，而不再是“主导”或“主宰”。如果一定要讲教师“主体”的话，那他的主体不是在与学生这组关系之中、而是在与其他的教育关系，比如，教学一线与后勤的关系之中显示出来的。以上是晚生的“两个主体让渡”说一个支撑。当然，当然，浅陋了，还请桂师批评。
桂维诚：礼明君对哲学颇有研究，读了深受启发。现在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理念上是一大进步。但教学是双边活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次方是在变化的。你的“两个主体让渡”说倒是很有意思。现在有些观点以为一提“学生主体”，以为只有把教师定位在从属的地位才对，这是机械地看问题，容易滑入否定教师功能的歧路。
有人把语文教学归纳为“问题—图示模式、问题—问题模式、后现代课程模式”，认为“前一种模式高度依赖于教师的主导，而学生只是在教师的主导之下被动地思考，因此，只能达成对教师意图和课文的理解，而创造性思维没法得到培养；而第二种模式依然带有体系性和逻辑性，是对课文达成一种理性化公共性的理解，仍然是教师中心和文本中心的模式。所谓诠释的语文（后现代课程范式），就是回到了高度的个体性、主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对话性、生成性以及开放性，从而跟个体生命体验相关，这种个体性避免了一种被动的强加，从而形成一种对话和个体感悟，能够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培养学生解读文本的能力，学生是以一种内在的主动性驱动下进行学习，其积极性之高是讲授式课堂下所难以达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以及思想和生命气息将使课堂充满不可预料的创造的魅力，使课堂成为一个思维激荡和灵感勃发的场。也就是说创造性和个体性是这种模式的魅力所在”。我以为在当下的教育体制内，要真正实现“后现代课程模式”是困难重重的，即使在以对话和个体感悟为主的课堂中，也很难看到可以完全脱离教师的主导作用的成功课例。持此论者也坦言：“这种课堂模式还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可能非常耗费时间，所有课文都以这种方式上是不太可能的”。“同时，这种模式还有一大弱点，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无价值’对话，但这是在探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某种程度上的迷途是不可避免的。”
我对钱梦龙先生的分析还是比较赞同的。教师和学生这两个主体在课堂里共同阅读的过程中是平等的，但又不是完全等同的。从学习阅读这方面来看，学生应该成为课堂主体的主要方面；而组织学习、调控课堂这方面来看，教师就成为课堂主体的主要方面。这犹如事物发展有主要矛盾，还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就解读和批评能力而言，一般来说，教师要强于学生。学生能够读懂教材，只是解读的基础，尚未达到可以完全摆脱教师而独立进行解读的境地。因而对正在学习的学生来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叶圣陶说过：“一篇文章，学生也能粗略地看懂，可是深奥些的地方，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他们就未必能够领会。老师必须在这些场合给学生指点一下，只是三言两语，不要噜里噜嗦，能使他们开窍就行。老师经常这样做，学生看书读书的能力自然会提高。”（《谈教育的着重点》）根据叶老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语文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在学生粗略看懂文章的基础上,给学生以“指点”，使其“开窍”，进而引导他们自己去解读评判，逐步提高学生的能力，其创造性和个体性也只能在这时才能得以体现。因此，教师和学生作为主体共同通过对教材这个客体进行解读审美时，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传达出作品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或者是批判性解读观点，使学生的审美和思考的视野得到拓展。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学养，厚积而薄发，既授之以“鱼”（知识），又授之以“渔”（能力）。
在班级授课制和教育目标不可能被取消的背景下，我们既要讲究教学效率，又要接受应试检验，片面强调课堂无须教师主导，以“开无轨电车”似的对话和个体感悟为主，而把大多数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有关知识的落实，只寄希望于他们在课外自觉的预复习（可能他们一无兴趣，二无时间），那只是远离于绝大多数中小学教育困境之外的学者们“乌托邦”式的清谈。
吴礼明：桂师所言甚是！其实在实际的情形之中，教学交织，有时实在很难对师生两者作出清晰的区分，但教师的地位和教师的“引导”作用绝不可淡化或否认的。后现代课程范式在中国的实践，可能要好好地研究教学的全程，包括教师这一块。事实上，双主体性之间是有质的差异，师生互动中常常不均衡态势。两者互动的方式和协调中的不均衡特性可能要取决于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状况、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活动的类型与任务等。大概对好的学生，教师的作用可能要小一些；对于学困生，教师可能就要多费心了。另外，从小学到中学，教师的作用是否存在着一个递减的趋势呢？我想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讨的。今天所谈很多了，好，就到这里吧。受教很多，真诚地感谢桂师！
（《教育科学论坛》杂志2007年第9期。发表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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