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则剪报，题为《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化人经济生活》〔１〕，作者是陈明远先生。陈先生在该文中替鲁迅算了一回账，计算出鲁迅一生所挣的钱相当于今三百九十二万元，并提出了“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更不是完整的鲁迅”这样一个虽然浮浅却不乏新意的命题。实话实说，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但对于该文提出的“鲁迅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的论点却不敢苟同。鲁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吗？这是凭空立论，戏说历史。后期，通常是从鲁迅定居上海开始算起的，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该时期鲁迅的真实情况吧。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离粤前夕，曾致信翟永坤云：“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我于三月间早已辞去了，在此已闲住了六个月，现在是肚子饿而头昏……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２〕然而到沪之后，很快感到这上海滩上的饭碗并不好寻，居大不易。做学问么，没有参考书；写小说么，缺乏相关的生活积累；教书么，不感兴趣；回北平么？有这个念头，但又顾虑重重。靠辛辛苦苦爬格子、编刊物所得的收入，实属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此时期的鲁迅，思想处于“彷徨”状态，经济上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并不奇怪，因为“生计问题”从来就不是阿Ｑ们的“专利”。处于失业状态的鲁迅日益焦虑，其焦虑之情在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３〕
然而，正应了咱们中国“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老话，正当鲁迅在上海因失业而弄得心力交瘁之际，大救星从天而降，老上司兼绍兴老乡蔡元培先生又一次（上一次是在１９１２年）救助了他。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经鲁迅挚友许寿裳的牵线帮忙，时为**要员兼任中央监察院院长、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院长的蔡元培为鲁迅和江绍原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挂名闲差，月薪三百元大洋（实为干薪，光拿钱而不必做事）。大学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陈明远语）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插曲，我们不妨顺便提上一笔。当年鲁迅在通过许寿裳获知蔡元培已口头表示要聘其为“特约撰述员”的消息之后，曾先后在给江绍原、章廷谦的几封信中就“饭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无非两层意思，一是反复表示对该饭碗实在不太“感冒”，二是对曾被尊为前辈的蔡元培多有微词。七八十年后当我们翻读这几封信时，真是觉得意趣盎然。这年１０月２１日，鲁迅致信江绍原云：“季弗（按，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４〕“与兄相宜”四字妙甚，难道“特约撰述员”这一美差于“弟”（自己）便不相宜？读鲁迅这几句话，我总觉得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又十天之后，复致信江绍原云：“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５〕口头上明确表示不想去端大学院的饭碗。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按，此处显然省略了“与我”二字），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６〕在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的同时，仍不忘发一通“谁稀罕你那碗饭”的豪语。又一个月之后，也就是蔡元培的聘书送达的前十几天，盼聘书盼得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７〕（按，“太史”指蔡元培，旧时称翰林公为“太史”，蔡系清末翰林）鲁迅不愧学过师爷笔法，仅仅一个“类”字，便境界全出，使得自己对于蔡元培的鄙夷之情跃然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