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头，湘西寨头村的三年，总也牵记的三年。因为那是我快乐的童年，我逝去了的梦幻和乐园。你知道吗，人们为什么喜欢儿童？只是天性，只因天真可爱么？你可曾细想过，这其实是一种下意识的“假代”—— 一种因无法追回而心里产生的假拟和替代——只有在儿童跟前，人们才得以暂时地卸妆卸负，重又拾回丢却了的童心童趣；才能品味久已疏淡了的种种酸酸甜甜。
不仅如此，寨头，它烙在我心上的，更有时代的风云和烽火，一幅幅浮现于脑际的动画:东方将晓，新建的操坪上，一列列队伍正跑步出操，齐声喊着抗日杀敌的口号。村外大路和坡地，“隆隆”轰鸣的，是一辆辆坦克，长长的炮筒，辚辚的履带，地动山摇地重重辗过。火光闪闪，随即是一串迸裂的巨响，那是装甲部队在实弹演习。黄昏时分，山寨的土冈上，送来了嘹亮的歌声，粗犷中夹有清脆的和声：“一天又一天，回到了我那甜蜜的家园，在数不尽的青山的那边，在飘不断的白云的那边。那边，敌人掳掠了我们的家产，敌人毁坏了我们无穷的宝藏，田野荒芜了，物产毁坏了，我那可爱的爹娘，一直打进了我的梦里边。含着眼泪，流浪的孩儿，你可平安吗？天知道，天知道，老人家的心怀。冬天已经来啦，春天还会远吗？那一天，鲜花开遍了家园。孩儿回来了，回来了。在数不尽的青山的那边，在飘不断的白云的那边.......”。
还有，“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流浪逃亡，流浪到那里，逃亡到何方？我们的国土已正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小小的苗家村寨沸腾了，只因来了这支当时惟一的机械化部队，只因为抗日的火焰熊熊地烧红了每一个人的心！这中间，有豪情和愤恨，有离情和愁绪，有献身与死亡......然而，在一个幼小孩子，却是懵懵懂懂，而那气氛，那情景，他也是感觉到了的。岁月悠长，也许，这一切终将全然遗忘，就像一口干涸了的水塘；但也许，它是一口埋在心底的深井，会有一天，突然迸涌出了汩汩的清泉来呢！
日寇进逼，长沙会战正激，湘西吃紧，父亲已先期去后方受训，我与二哥随母亲沿川湘公路辗转跋涉，沿途跟随难民往川东涌去。
妈妈拖带着我和二哥还有行李千险万难地奔波跋涉在川湘道上。想想看，正赶上了紧急大撤退，军车、商用车、推的拉的各式各样的都有，再加上潮水般的难民，把一条不宽的公路塞得满满的，挨挨蹭蹭地往前挪。说难听点，就像乌黾爬似的，还有那木炭车，走着走着就熄火了。要命的是，怎幺也搭不上一辆车，一家三口就这幺蹲在路边，妈妈拦车拦得喉咙都嘶哑了，就是没人理睬。眼睁睁看人家大把地往驾驶员手中塞钱，然后攀上摞得高高的货车上，摇摇晃晃地远去了。在一个小站里，妈妈见到一张告示，下面的署名是“沈达科”三字，头衔是“川湘公路运输局路段管理处处长”。不经意中的一瞥，让她灵机一动：这个“沈达科”会不会就是来我们家吃过饭的那个沉科长呀？她壮着胆子一试，说自己是沉处长的亲戚，向站长要了管理处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那边回说沉处长开会去了，有什幺事，他可以转达。妈妈报上了爸爸的姓名，说了原委，要请沉处长帮忙。对方沉吟了一下，叫站长听电话。站长嗯嗯啊啊了一阵，搁下话筒，忙着在抽屉里找东西，好一会才翻出了一张名片，说：“王秘书说，处长没回来，他也不了解情况，要我帮你找一辆车子。”站长瞅瞅我们母子三个：“替你找辆车子不难，可走不多远，到站就得下来，你们还是得抓瞎。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张沉处长的名片，你就拿着吧。”妈妈接了过来，心里却是不甚踏实，让老站长看出来了：“别小看了这东西，在我们这条道上，它比什幺都管用呢。”
此话不假，拿着它，一路上连票也不消买得，只要是公路局的车子，一亮名片就叫上，妈妈坐驾驶室，我和二哥挤在车厢角落，摇呀晃呀慢慢就睡着了......................
自湘西进川,沿途翻山越岭，上盘下旋，一边挨着陡峭山崖，一边是千仞深谷，交会时，货车的轱辘儿紧挨路边豁口辗了过去，叫人手心捏一巴汗。朝下望，一辆辆底盘朝天，砸得稀巴烂的散落各处。可想而知，若是稍有不慎，只怕也是步了前车的后尘。
提起往事，叫人想起既是惊险又让人感动的事儿来。那一日,已快到川省边境，可车在半路熄了火，司机怎幺捣鼓也发动不起来。车厢大包小包堆了许多，又挤了十几个人，有做生意的，有两个伤兵，五六个学生，还有几个女的，有个还缠着孝布，是家里什幺人没了吧。天渐渐暗了下来，秋风直透衣衫。人们下了车，一看是个前不巴村，后不靠店的荒山野坳，个个苦蹙脸儿。一路上就听说这一带有盗匪出没，抢钱财，也杀人，眼下这模样，越发叫人提心吊胆，直冒冷汗。本指望有过路车能帮个忙，可太晚了，都已找妥地方歇下了，就我们孤另另的抛锚在半路。又冷又饿,只得回到车上呆着。两个伤兵拿出大饼在啃，葱油的香味，让我和二哥直咽口水，肚子还咕咕直叫。妈妈把最后一点饼干屑全分了给我们，哄着睡觉。这时，有只手伸了过来，递给一块饼子，妈妈不肯要，那个一只手吊在颈脖上的士兵说话了：“大嫂，这是给娃子的，俺们什幺都能亏，就是不能亏了娃娃。”带着侉音的话儿,叫人心里热呼呼地。妈妈和他啦了起来，才知道那胳膊受伤的是第十军李玉堂部下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挂的彩，在野战医院住了六七天，听说十军朝西转移了，急着想归队，偷偷跑了出来，搭便车赶路的。另一个原来是２９军３７师赵登禹的部下，后来也编入了第十军。他大腿叫弹皮给崩了一下，幸而没伤着骨头。
“你们伤还没好，咋能回部队？”边上一个女人问道。
他俩笑了。那个伤胳膊的把绑带解开，握着拳头上下伸展。
“啊，你是装的？！”我嘴快，冲口而出。
另一个说：“没全好，可也差不多了。要不这样，能让俺们搭车幺？也甭想撵部队了。”
我和二哥的瞌睡虫统统给赶跑了，一个劲地缠着要听打鬼子的事。伤腿的逗我：“娃娃你先给俺说说，为啥要打鬼子？”
“因为鬼子坏，最最坏。”
“咋个坏法，知道不？”
本来有好多话说的，一下却卡在了嗓子里。二哥帮了我：“那还用说吗，奸淫烧杀，什幺坏事都做，害得我们扶老携幼，四处逃亡....我和妈妈弟弟现在就是在逃亡，这都是让鬼子害的。”还是二哥行，他比我能干多了，学过的“黄水谣”马上就能用上。
“娃娃真懂事。”他夸赞说：“这样吧，我来说说打鬼子的事－－你们会唱‘大刀歌’吗？”
“会的，会的，”七嘴八舌，回答的是一车厢人的声音，虽是黝黑，可大家眼里都闪着光亮。有人唱开了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紧接着是不太合拍的齐唱........
“好。可有谁知道歌子是怎幺来的？它唱的是谁吗？”这回没一个人吭声。
“不知道？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大刀歌’是怎幺来的。”
——底下就是他讲的一段往事，我至今仍能记得个大概：
事情要从八年前热河省长城边上的喜峰口说起，那是一块隆起的高地，是捍卫长城的要冲口子，日本人要想进关入侵我华北各地，首先想到的是从位于内蒙以南的喜峰口突入，因为那是中国军队防守比较薄弱的地带。
我当时在２９军３７师１０９旅２１７团当兵，师长冯治安，旅长赵登禹，团长是王长海。长城的抗战，从１９３３年１月初的山海关开始，双方前后投入了大量兵力，互有胜负。之后喜峰口又打响，先是６７军与１７军与日军展开激战，３月９日我们师正要上去接防，喜峰口已经失守，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攻占了喜峰主阵地，形势万分危急，军部严令限期夺回。当天，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我们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口门阵地。日军又连续反扑，被我打退，但敌人炮火猛烈，对我杀伤极大，一日下来，我团伤亡500多人，只得后撤，口门又被日军占领。 11日下午，赵登禹旅长下令，从各营连抽调了百多个身强力壮，会使大刀的汉子，组成了一支夜间突袭的“大刀队”，我从小就爱玩刀，当时也报了名。大刀这玩意儿，作为近战的兵器各团都有，但专门成立“大刀队”来对付鬼子，这倒是头一回。尖头阔身的大砍刀,磨得锃亮风快,把子上系着红流苏，舞动起来好不威风。傍晚时分，一切准备就绪，整队集合，赵登禹旅长登上一个土墩，身后一样也插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他说话像吼似的：“鬼子有快枪大炮，拼火力咱不如人。弟兄们，你们说，该咋办？”大伙喊道：“大刀，俺和他拼大刀！”
“对，咱跟鬼子打夜战，拼大刀。咱１０９旅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喜峰口一仗，就看今晚的了。我领头，当你们的队长，比比谁个砍的鬼子多！” 五月的夜晚，关外还是冷得剌骨。我们摸黑走小道，路和地形是熟悉的，要紧的是出奇不意，打它个冷不防。到了跟前，尖兵组悄悄摸了上去，收拾了哨兵。高地上，鬼子抱枪缩在壕沟和掩体呼呼大睡，身上胡乱盖点什幺。我们冲到跟前，狠狠地刀劈刀戳，鬼子还没醒来呢，就这幺一命呜呼了。喊杀和枪声先后响起。小鬼子到底训练有素，一阵慌乱，很快就抵抗还击了。双方挨得近，又是夜里，大刀队员人人臂上缠了块白布，好作辨认，正砍杀得起劲时，两侧敌人端着上了剌刀的步枪，哇哇喊叫迎面冲了上来。我编在第六小组，负责增援突击部队。等一冲上去，全都乱了套，只能各自为战了。我劈死了三个，戳翻了二个，都是没来得及还手的。可此刻我面对着两把直逼过来的剌刀，两个鬼子一左一右蹲下身子，拉着弓步。一声大喊，左边的一跃一顿步，朝我胸口剌来，我急忙闪身躲过，顺手一刀，只听“当”的一声，正好砍在了枪筒上，我一个踉跄，还没立稳，右边的鬼子朝背后袭来，正危急间，忽听一声短促的惨叫，一扭头，倒在我脚下的鬼子兵，已被削掉了天灵盖。我一惊，没等认出来人，他挥舞大刀利索地又劈了另一个。此人是个身影魁伟的大汉－－哈，原来他就是我们的旅长赵登禹！
只不过个把时辰，我们大刀队就干净利亮地收拾了气焰嚣张的日本兵，杀得他们肢体不全，吓得他们屁滚尿流。那些徼幸当了俘虏的，吓得直叫唤：“支那大刀队的厉害，大刀队的厉害！”那一晚，我们砍死砍一百多鬼子，光是赵旅长一人，就连劈了十几个 。看，我们硬是以大刀片子杀出了中国人的威风，收复了喜峰口阵地.......”
好象说完了,又好象没有说完,车厢里静静地,大家都还在等他再说点什幺。
“以后呢，”我还没过瘾：“那大刀队和赵旅长以后呢？”
“以后，”他顿住了，抹了一下脸：“以后的事老鼻子了，一时也说不完的.....再以后，我们就调到长沙来了。”
“那大刀歌呢，”二哥又问：“大刀歌是怎幺唱起来的？”嘿，问得好，我怎幺就没想到呢？
“那时师里有宣传队，许多记者来采访，到喜峰口拍了好些个照，报纸上都登了......部队后撤到天津时，我才第一次听到，留声机的小匣匣转着唱着,唱得我们血往上涌，只想大哭一场－－就像是赵旅长还活着，又带领我们大刀队往前冲一样！”
车厢里面漆黑,看不清楚,只觉得他还有憋着没说的,我和二哥,还有我们大家不再吭声,那心呀，像让什幺给压住了似的，也就一直紧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