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应该加强古文论的理论性研究，追求有用于世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是20世纪的一门显学。然而，显学盛景的背后却也含有几分无奈。百年文论尽管在文献整理、学科建设上取得丰厚的成绩，但是，始终未能摆脱两种背反现象的纠葛。即：学术独立、超功利文学研究观时有兴起，与古文论研究始终重功利的现象相背反；在理论主张上强调古文论研究的现实性功利性，而在20世纪古文论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多把研究对象作为古董，躲进象牙塔。会上，王元化先生、王运熙先生在对一个世纪学科建设全面回顾的基础上，对古代文论研究应向理论性研究的转化和注意应用性等问题上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黄霖先生的《新世纪：追求有用于世》指出，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这种理论上功利主义亢进与实际研究中萎缩的背反现象，给我国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乃至整个文化带来深重的负面影响，不能不令人深切忧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消解传统理论的世纪，目前主流形态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是西方的，传统文论中仅是某些与西方文论共通的理论思维或观念被动地纳入到西方文艺理论形态中去。中国文论的"用世之心"，在20世纪远远没有实现，这种民族文论"沉落下僚"的状况是不正常的。新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应该从如何进入当代文化寻找突破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若要摆脱"异调复述"的窘境，获得自身创新的源动力，也应该从认真探索传统文论资源加以创造性发展做起。古文论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
其实，古代与当今，在社会心理、文化思想、审美精神上存在许多相通的地方，古代文论中凝聚着有助于当今文艺发展的活力。张文勋先生《我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融通与转换》就曾以"言志抒情理论的延伸与转换"、"意境理论的发展与运用"、"文艺社会功能的拓展及其特殊性"、"神思、妙悟与艺术思维的特征"为例阐述古今文艺理论之间的联系。问题关键是研究者和接受者应当承认传统文论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并在对现实文化的关注和参与中，继承与运用传统文论。古文论能够为当今提供什么呢？沈立岩先生的《再思"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问题》，提出，中国古代文论走向当代必须在那些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上，找到自己的契合点和切入点，并运用自己独特的思路开辟一条解释之途，进而赢得自己的话语空间。传统文论的当代立足点不仅仅是在话语方式上取得现代生存权，更重要的是它的审美精神的当代改造和发展。陈良运先生的《文学理论的职责是指导未来文学》强调古文论中所蕴藏的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应当、也可能活跃于新的语境之中。古代文论是当今和未来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文化再生资源；中国古代文论中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把握和关注，甚至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文论找回自我的起点。复旦大学语文所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他们用本土化语言，以当代学术视野来建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这种创造性的实践精神受到与会学者的普遍肯定，特别是其中《原人论》对古文论"以人为本原"思想的阐述和发挥，为沟通民族古今文论开示了一条新路，足资当代文论研究者去思索。彭玉平先生的《当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以三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为新世纪古文论研究开拓新景的起点，对古文论的未来发展作了一些思考。
古代文论的当代参与，应该注重实践，在运用中发展。黄霖先生提出，当今的文艺工作者应本着"以我化人"的勇气，推动传统文论走向现代化、科学化、应用化，使民族的人文精神、审美风范活跃于当今的现实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阮国华先生的《应该让古代文论走出象牙塔》呼吁：应该考虑如何将古代文论的精华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多方面的审美实践接轨，使之融入到当代人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意识之中，从而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百年中国文化，处于中与西、古与今的对立与联系之中。从历史实际来看，中西文化在逐渐走向融合；今与古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将会逐步弥合曾经有过的"断层"。在这次研讨会上，有学者重新强调建立"中国文艺学"的构想，也就是要消泯古今文论之间的隔阂，立足当代中国现实文化，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文论，参照国外文论来建构适应时代变化和文学发展的新文论。通过继承和运用传统文论来创造性地建构当代文论，应是21世纪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