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相对论的由来和应用有一次，英王问著名文学评论家Samuel Johnson：“为什么中国人不象其他国家一样用拼音文字？”约翰逊爵士答道：”陛下，他们还没有进化到那一步，还没有达到其他国家已经达到的！“约翰逊的话反映的是现代语言学（lingguistics）起步前语文学（philology）时代西方人普遍的语言观，有人把这种看法称为语言进化论，即文明越发达，思维也越发达，作为思维载体的语言也就越成熟。这种看法直到二十世纪才在主流语言学界失去市场。Sapir和Whorf在三十年代对印第安Hopi部落的长期语言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现代社会的霍皮部落，其语言一点也不比西方语言“原始”。相反，霍皮语在许多方面的精确度远较西方语言为胜，例如它的动词词库就比英语丰富精详。萨丕尔等人还发现，霍皮人的语言中把“将来”比喻作“后面”，而把“过去”比喻作“前面”，恰与英语的用法相反（如“Put the past behind yourself”）。霍皮人的解释是，过去的事情是大家能看到的，就像“前面”的事物一样，反之将来的事情既然大家都看不到，当然就象身后的事物了。然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并非先天遗传，而是从霍皮语的用法中传给下一代的。萨丕尔和沃尔夫等人从霍皮语研究当中得出的推论是：1语言不是思维的载体，而是决定思维方式的因素；2语言之间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表达特点的不同。这第一推论被称为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第二推论被称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此后。语言进化论逐渐就被主流语言学界视为欧洲中心主义者的一种粗糙主观臆断而放入历史博物馆了。我个人也比较倾向语言相对论。我认为，一门语言在表达一类事物的时候比另一门语言方便，只能说明这门语言的使用民族千百年来对这类事物观察的更仔细，不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思维”就比其他民族发达。举例来说，日语有大量的名词用来细分在中国人看来完全一样的雨，爱斯基摩语用不同名词描述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一样的雪，不证明他们就是天生的气象学大师，不用仪器就能看出西方人看不出的差异，只是他们的民族千万年来对这些现象比其他民族观察的更多，并将观察的成果带进了语言而已。李泽厚在《美学四讲》里提及汉语特点时也曾经指出，汉语特有的大量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为中国人表达不同的语气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在我看来，这丝毫也不说明中国人的感情就比出了普鲁斯特和缪赛的法国人更加丰富和细腻。同样，向一个老美用英文解释“二表哥”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最起码要用三个分句，然而也未见得美国的kinship study就比中国差了。老芦说的汉语难以表达精确概念的情况也同样可以用萨-沃的两个推论解释，西方哲学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历来的玄学和理学与之迥然不同，汉语难以表达西哲的概念也就不奇怪了。换句话说，根据萨丕尔-沃尔夫第一推论，西方哲人的思考本来就是在西方语言的思维框架下产生的，西方语言当然容易表达西哲的思想！老芦可能要说他看的英文毕竟不是德文原文本身，但我想老芦应该知道，英语的语法和构词法和同为日尔曼语族的德语何其相似，德译英当然比德译中简单多了！谈起翻译，老芦似乎还说起过“波罗僧揭谛”作为汉语翻译让人不懂的例子。这句“波罗僧揭谛”语出《心经》文末释氏说咒一段，属“无上咒”中一句。译咒当然要用谐音，而“波罗僧揭谛”的本意自有方家另加解释（我记得的解释是“大家一起引渡”，“揭谛”为引渡意）就像中国基督徒说“以马内利”时大家都知道希伯来文原意是什么一样。
198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申小龙借用语言相对论的成果,参考了李泽厚、宗白华等美学家对中文的研究总结，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创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议。他的中心论点是：一个世纪以来用西方的语法框架考量中文语法的陋习必须革除；中文具有具像性、简洁性、艺术性和综合性等优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西方语言的标准来衡量。中文具像性的优点，已成此次争论双方的共识，在此不再赘述。关于简洁性，申著给过一段例文，因手头没有申文，只用阿Q偶败的一段文字来说明：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或许是我英文不够罢，这一段明明白白的文字，倘翻译做英文，我最起码要凭空加上四五个人称代词he指代老Q，再加三次第三人称复数they指代“洋钱们”。否则就连口语语法都不过关。这还不算，还得考虑动词过去时和虚拟语态（如“说是”两句）的问题。倘若用欧陆语言翻译，还得考虑“洋钱们”的性别，“苦痛”的性别，“虫豸”的性别，以及所有这些性别和单复数对应的动词变位，还得考虑反身代词（自己）的宾格变位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所有这些性、数、格、时态、语态的复杂变化，所有这些为使句法完整而添加代词的工作，虽然非常严谨，非常符合逻辑，让每一个母语和外语的学习者耗费大量光阴去强记，但却丝毫也没有把语义表达得更清楚。在欧陆语言里，虫豸可能是个阳性名词，也可能是个阴性名词，然而阿Q想到的什么虫豸的时候本来就不太可能考虑性别。“一堆洋钱”本来就表达了复数的意思，在洋钱后面加s，表示“众洋钱”，中文的使用者完全可以嘲笑这种语法僵死到了可笑的程度。同样，不用变动词为过去式，中文读者完全明白这是在讲过去的故事，甚至英文里的过去式反而起到了某种隔绝场景的作用，迫使许多作者为达到生动的目的时不时犯一下语法错误，冒着让严守语法规则的读者误解的危险，用一般现在时来讲述精彩的场面。中文的综合性也正在于此。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读中文的时候有没有产生时态的疑问？有没有产生过单复数的疑问？有没有因为这些变位的缺省碰到过麻烦？我想答案大多是没有的。申小龙指出，汉语的行文用段落甚至篇章的“语义场”表意。说汉语的语法混乱是基于句法水平而言，如果在语义场内解读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如上文几个句子虽然都缺少主语，但既然谁都知道主语是阿Q，又何必强求句子在西方语法意义上的所谓完整呢？对“汉语混乱”说者，完全可以用西方人弱智所以解读文本只到句子一层之类同样偏激的论调回应。根据宗白华和季羡林等人的总结，东方人的思维偏向综合性(synthetical)，而西方人的思维偏向分析性(analytical)。东西方学科谱系的不同构成、语言的不同个性、各自艺术的特色等等，无不说明东西方在思维倾向上的差异。综合和分析都是人类思维不可或缺的功能，偏废任何一边都会造成危机，决不能因为一种文明在两三百年内的时间里占上风就认为其思维倾向有优越性。例如西方分析思维的畸形发达造成其社会分工和社科体系的危机早已为许多学者指明，恕不详述。（因手头没有相关资料，仅凭记忆码帖，某些引用可能会有细节出入）
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互动
据老芦总结,使用汉字的三大恶果首先是:"（一）因为意符可以脱离声音而存在，文字本身就成了相对声音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死语......现代中文仍然是表意文字，在本质上仍是一潭死水，无法从口语里大量吸收新鲜词汇。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每个字都有意思，而口语中许多词都有音无字，难以写下来，难以规范，只能停留在民间，无法形成书面语言；第二，现代中文以普通话为基础，使大量方言语汇无法进入文字，更是加重了第一个问题。"
老芦说的文字脱离口头语言的问题,其实在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学术文献特别是神学研讨文字只用拉丁文书写，全然不理会各国人民使用的已经是分化出来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等独立的语言，直到路德举起宗教改革的大旗，率先将圣经全部译成德文，直到教皇对各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被削弱乃至削平，欧洲人才开始将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联系起来，用自己的语言书写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到这一步，各国维护所谓书面文字纯洁的精英主义者仍然拒绝用口语中的词汇丰富和更新自己的语言，例如上文提到的约翰逊爵士在他独立完成的成名大作《英语词典》中，给出的全部例句都引自英语经典文学作品，让今人在钦佩这位弱视者的盖世才华之余，也为那个时代对口头语言的惊人漠视发一浩叹！十九世纪末，有瑞士学者索绪尔出，在讲授语言学课程时提出了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parler法语意为“言说”）的区分。在历史上，索氏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强调了作为日常交流工具（非特指口语）的parole之重要，指出其与相对静态的langue间之互动的重要性。离开了群体公认的langue，parole必不能有效交流;离开了日新月异的parole,langue则成了象牙塔中的玩物。从此之后，随着民粹倾向在欧美各国和精英主义取得制衡地位，口语词汇才真正大量进入西方书面语言。说到这里，相信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影响语言和言语互动的重要因素来自语言之外，即政治、经济和文化动向，而不是什么文字的形式。当今中文的确有脱离汉语这一源头活水的现象，然而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汉字之过，不如说是伟光正将大一统的政治哲学带到了语言文字领域的恶果。老芦读书无数，出国有年，岂未闻从《九尾龟》到《海上花》的吴语文学传统，岂不见海外老广自办的粤语报刊？谁说方言不能进入书面文学呢？倘若伟光正像以前的政权那样对方言文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京痞文化又何至猖狂若斯？本小瘪三曾经读过一本文革期间杭州学军中学编写的汉语辞典，附录中有一个仅仅几十个字的浙江方言字表，然而小瘪三我绞尽脑汁，死活就是想不出来我的母语还有什么特有的单词不能用这些字来表达的。不知老芦能否就口语词汇无法进入书面语之说，稍举几例？
老芦总结的第二个恶果是：“作为表意符号，中文没有以记录声音的方式直接接纳外来语汇的能力，不利于中国融入世界”
老芦这里说的外来语汇，应该限定为印欧语言的词汇，因为中文完全可以并且已经成功接纳了来自倭邦的大量语汇，至于是不是用记音法接纳，相信老芦不会去主张用音译法去译日文的管理、时间等词汇吧。老芦说的这一类困难的确存在，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语系间翻译的难度远大于语系内翻译的难度。汉译英固难矣，英译藏又何尝不然？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美国那些醉心于西藏文明的New Age Activists要革英文的命去译西藏的大量文明成果，何以我们就要把中文革掉去西方文明？仅仅因为一种外语在经济上处于强势，就要革掉母语好译这种外来语，那是不是欧洲人在唐宋时代中国处于经济文化强势的时候就要将西文表意化，以便吸收唐宋的文化成果？当然，否认当前东亚对西方处于经济和科技乃至社科的劣势，否认在大多数领域西译中的必要多于日译中和中译西，是要不得的“闭着眼睛嚷”。我自己赞成在一个词新译入汉语时在中文译名后面加上原文和注释，以免混淆。各专业的外来词在其基础教材中也都加上外文原文。考虑到目前外文教学的普及和中小学教师外文程度的逐步提高，做到这一点应该是可行的。这里顺便说一下，英文用Theravada School来音译上座部，虽然可能比老芦赞赏的The Lesser Vehicle难记，但就佛理而言减少了对南传佛教的偏见成分，我以为是一种更好的译法。另外，如果当年老芦读到过法华经中以劣车喻声闻、缘觉乘一段，想来也不必等英文告诉他乘=Vehicle了。这不见得是汉语词汇贫乏的问题，而是时过境迁，词的古用法不再为人熟悉的问题，虽然梵文译成同属印欧语系的英文的确容易一些（如sutra就直接进入西语）。
老芦说的第三个恶果是：“（三）使用表意符号来“以字造词”，导致了模糊文字的出现，助长了传统的模糊思维习惯......我的本意是模糊文字妨碍中国产生大思想家，根本不是说它妨碍中国富强。而且，适当的语言工具是产生大思想家的一个必要条件（无之则不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之则然）。”
对民主、权利等概念的误解，盖出于全民素质之暂时落后，我以为和汉字的关系不大。敢问法国大革命时代那帮高喊“民主”将中派人士赶尽杀绝的法国暴民，北美殖民时代高喊“主爱”将不遵教规者斗得死去活来的清教徒，“清晰明了”的西文何助于他们对母语democratique和love的理解？老芦这里说的思想家，我以为不妨改称作思辩哲学家（speculative philosopher）。因为思想家（thinker）之区别于学者，在于他/她有着非同一般的综合能力而非专业分析能力，而东方文化，正如季羡林和宗白华先生分析的，恰恰长于培养综合能力而非分析能力。从周文王到老、孔、孟、庄，从慧能到梁启超、梁漱溟乃至顾准，中国缺少的不是思想家而是像康德、黑格尔、胡赛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那样的长于思辩理性的德式哲学家。在这方面，长于综合的中文和长于分析的德文在我所了解的语言中确可称分据两极。从上文提到的“萨-沃”第一推论可知，语言习惯的确对思维倾向有影响，到底中文是不是影响了中国出德式思辩哲学家，是个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命题。但我以为，一个爱好哲学的人，倘若连自己的母语给自己带来什么思维局限性都不能反思从而突破，只能说她/他根本就不是思辩哲学家的料！西方哲学传入东方不到两百年，华语世界里就出现了王浩那样和哥德尔并称的二十世纪逻辑学大师，又何必强改汉语以求思想？试想文字改革的巨大成本，足够建多少个哲学和社科院系？说的偏激点，王浩先生谈逻辑学时那一口山东话，足以证伪任何把语言决定论绝对化的论调！而且，英文语法相对德文要简单，英文的模糊度也高于德文。英美的思辩哲学相对欧陆要弱的多，他们擅长的经验思维（empiricism）也比欧陆思辩哲学通俗易懂。然而英美人士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时不时嘲笑思辩理性的过度发达导致了黑格尔哲学、尼采哲学和卢梭思想的滥用，给法国带来了无穷尽的革命-复辟故事，给德国带来了全民排犹的千古笑谈。我以为英美朋友对自己文化优缺点的清醒认识，倒是值得我们急于改革汉字的老少爷们参考的。关于老芦对汉语语法不严密和难译思辩哲学的批评，已在中篇谈过，这里不再多提。
*****************************************************************最后再罗嗦两句，菜园子老张批评老芦和老马他们的“种族主义倾向”问题。种族主义者认定落后民族天生思维简单，生来就只配给先进民族当牛做马。这样的帽子给呼唤改良的四大汉奸至少是不适宜的，否则的话他们应该跑到鬼子那里去出谋划策，建议如何利用中国人的“愚蠢”化中国为殖民地。一定要扣帽子的话，我以为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倒是比较合头。欧洲中心主义者在心理深处认定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优越，中国的欧洲中心主义多主张全盘西化，至少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比如说，老芦说“凭那几个谁也不知道的石涛、朱耷、八大山人之流，是决计打不过他们国家伦勃朗、高更和梵高这些大师的”（大意）、“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问“中国人会思维吗？”，都是让我这个准芦fan大摇瘪三头的。又如老芦这次无视历来西方经典文学将希罗神话和圣经故事的典故用光用烂的事实，硬要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那样，有那麽多的文学典故，而文人骚客们离了典故就作不了文章。”，更是让我把瘪三头上的瓜皮小帽也摇飞了起来！不过，就像当年刘晓波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几年前王小波说国学的全部智慧约等于傻大姐缝袜子所需的智力（见〈读书〉1995年10月号）一样，这些论调与其说是一种学理上的表达，毋宁说是对中国现状痛心疾首之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长啸，未可全部置实。这些貌似疯狂的悲愤之语，其实有如尼采抱住鞭下瘦马迸涌的热泪，是绝望中的一线希望，是无话可说时的涓生绝叫，是世纪末礼崩乐坏之际最可贵的人性真情。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银河论坛，是作者对芦笛先生〈汉字改革小议〉〈再谈中文的弊病〉两篇文章的回应，芦笛先生的两篇文章本站均有收录。芦笛先生为北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