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应对是压力与心理适应和健康的中介调节因素。文章简述了近20年来儿童应对与发展、儿童应对策略、应对评估的方法论及应对中介调节机制四方面研究的成果、问题和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研究趋势。
儿童阶段，心理、社会压力是引发精神病理问题的高危因素(Grant,Compas,Thurm,McMahon,&Ey,2000)，儿童的应对方式关系到当前或者以后对应激事件的调节，儿童期应对方式特点的发展可能预示着成年期的应对模式。儿童应对的基本性质和其他有效信息的获得有助于应对技巧的干预研究（Clarke,1995;Kendall,1997;Sandler,Wolchik,MacKimon,Ayers,&Roost,1997）。应对与儿童应激条件下的心理调节有重大关系，应对是压力与心理适应和健康的中介调节因素。
儿童应对的早期研究建立在成人应对模式上，缺乏发展性内容。随着儿童应对研究的发展，这个领域的研究面貌在过去10-15年间改观巨大（Seiffge-Krenke,1955;Wolchik&Sandler,1997）。
应对与发展从发展的角度理解应对，至少有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应对的性质和结构会随着年龄或发展水平的增长而改变吗？第二，儿童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能对应对做出一致和有效测量吗？第三，应对产生的相关物（包括精神病理症状）会随着发展而发生变化吗？目前，对后两个问题的探讨尚不多见，但第一个基本问题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应对性质和结构变化与否可以从应对的两大研究取向上获得理解。早期研究基本上集中于把应对作为人格特质看待，认为应对是个体在应激反应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贯稳定的适应行为方式，它是人格特征在应激反应中的映射，是从应对的内在动力性角度研究应对。但近10年的研究认为，特质论低估了应对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抛开了具体的应激情境，把应对固化成一些僵死的防御模式，因而无法了解到个体实际的应对机理，更不能准确地预测个体在应对过程中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应对的过程观，认为应对不是一种静态的、简单的适应模式，而是多维的和多变的过程。应对过程被假设为将会随着社会联系的变化和个体生物的、认知的、社会发展导致的长期变化而变化。尽管个体在应对风格上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特征，但是环境因素和发展水平会影响应对反应的变化（Compas,Forsythe,&Wagner,1988;Losoya,1998）。进一步讲，应对包括外显的行为和内隐的认知反应，行为和认知反应的变化依赖于应激情境、儿童的发展水平和应激反应的习得性风格。而且，应对是一个发展概念，是一个预测性的发展课题（Losoya,Eisenberg,&Fabes,1998），年幼儿童应对的基本特征和有效性与年长儿童以及青年的应对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语言、元认知、经验、表象性思维、社会技能、自我概念等的发展会对儿童的应对产生极大影响，所以应该坚持一种发展的过程观看待应对的基本问题。有的研究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应对的性质和结构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生改变：当把应对评价结构分为对自我的威胁、他人的威胁和物质损失三个维度时，8－10岁的儿童在一个维度模型上有良好的数据拟合度，但11－12岁时，3个维度的模型才达到足够拟合度。
需注意的是，对儿童应对进行测量时，要把应对风格的相对稳定性和具体的情境结合起来，开发出适合儿童的测量工具，综合运用多种测量方式，如问卷法、访谈法、情境测评法和行为观察法，对测量结果进行解释时也要站在儿童发展的立场上。在对应对与心理调节、精神病理症状、生理的健康与病态的关系进行测查时，需认真关注研究设计的性质和结果的一贯性问题。
儿童的应对策略
2.1应对策略的维度
个体的应对策略是个体的稳定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应对策略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对情境可以改变与否的评价。应对是复杂的，阶段不同，策略可以不同。虽然目前在儿童应对策略的良好鉴别维度和属类研究上看法并不一致，但多数研究发现，人们在应对每个应激事件中是使用大多数基本应对策略。被应用得最广泛的应对策略有三种划分，即问题指向应对和情绪指向应对，初级控制应对和次级控制应对，卷入应对和摆脱应对。然而，有的研究认为，虽然卷入与摆脱间的区分在儿童、成人研究中倍受注意，但这一维度的区分是很粗略的，不能对应对的属类作出鉴别。同样，问题----情绪指向应对也存在很大问题，第一，许多不同的无法比较的应对类型被纳入这两个基本类型中；第二，一个单一的应对策略可能是同时指向问题和情绪目的的。例如，从与同伴的冲突中转离可能是为了达到使自己平静这一情绪指向目标，也可能是为了达到利用时间想出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一问题指向目标，第三，问题----情绪指向应对两者间或者卷入----摆脱应对两者间的区分并没有足够反映出年轻人的应对结构，这两种因素的选择性模型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最近，有的研究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发现，有三种维度可以确保分析：第一个维度包括意在控制环境中的应激方面和个人情感的应对努力，即积极应对，前文中我们将其称为初级控制应对；第二个维度包括适应情境的应对努力、初步的认知重构、接受消极想法和行为的转移，即适应性应对、分散转移或次级控制应对；第三个维度包括试图避免从应激事件或个人情感中解脱的应对反应，即回避、消极应对或退缩性应对。
2.2应对策略的具体类型
儿童应对的具体属类包括解决问题、寻求信息、认知重构、寻求理解、灾难化、愿望式思维、幽默、压制、社会退缩、不接受、否认、使用酒精或药品、寻求信息支持、宗教的运用。
三个新近研究证实了因素分析在测验应对结构的模型上是有效的。Ayers等对10种应对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发现这10种应对量表可以被包括在四个因素中：积极应对（做出认知决定、直接解决问题、寻求理解和积极的认知重构）、社会支持（情绪指向支持和问题指向支持）、分心转移（转移行为和释放生理能量）、回避（认知和行为回避）。这种四因素模型有良好的数据支持。Walker等则区分出三种因素：积极应对（如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消极应对（如自我隔离、行为退缩和接受）和适应性应对（如接受、分心、忽视和自我鼓励）。Connor-Smith等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认为，有意应对反应可分为三个因素：初级控制卷入应对（解决问题、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次级控制卷入应对（认知重构、积极思维、接受和分散注意）和摆脱应对（愿望式想象和否认）。
2.3应对策略的差异
研究发现，个体差异影响儿童应对策略的选择，儿童发展水平是个体选用应对类型的影响因素，和年龄相关的一些变化，如运动技能、记忆、认知过程、语言、对他人和自我内部状态的理解、元认知、计划能力等与儿童选择和执行应对策略显著相关（Compas,1987;Kopp,1989）。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年长或年幼儿童在运用应对策略的倾向性上是不同的，青春后期的青少年比青春前期和中期的青少年较多使用情境指向应对和回避应对。但应对策略年龄差异的研究不仅数量上少，而且结论也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儿童在应对策略的使用上具有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问题的性质如何，女孩比男孩更多的寻求建议、帮助、安慰以及他人的同情，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
应对评估的方法论研究
应对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个体在应激情境中所采用的应对方式或方法作评定。应对方式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人们为了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相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者策略。目前，主要有三种手段被用来评价儿童应对的方式：自我报告法、半结构化访谈法、行为观察法。
3.1方法评估
在应对研究中，方法的评估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被运用得最广泛的是问卷法和访谈法。问卷法的评估中，主要是对应对测验中问卷项目的质量、问卷量表编制的信度、效度和心理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等问题的评价。应对问卷因其缺乏理论基础（因为有的量表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先凭经验编制，再根据因素分析结果来解释，这样与理论的联系就变得疏松，并且是事后分析?）、项目范围过宽或者易混淆、认知策略评估的不完全、不能对相互影响的观点和忽略掉的期待性应对作出评估而受到质疑（Coyner&Gottlieb,1996）。但它显示出快速处理大样本、易于标准化等优点，并且主试对儿童口头技巧的影响更小。对访谈法而言，它更适合于阅读能力有限、需提供机会确保理解的年幼儿童，也适合于探查应对反应的本质和目标的细节，如特别适合于为应对发生的情境、应对反应的前后顺序、不同应对反应相联的方式等提供丰富解释。尽管访谈法显示出极大的精确性预测能力，但当前访谈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儿童没有报告出他们的应对反应，因为访谈法要依赖于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产生应对反应的应答能力。因此，访谈法可能极大的低估了儿童应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尽管对访谈法或问卷法是否是最好的测量方法的争议很多，但尚无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的研究面世。因此，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将访谈法与问卷法进行比较，以得出各自方法的相对优点。同时，从另一方面看，访谈法和问卷法的综合运用能为儿童的应对提供更为详实的信息。
3.2信息来源
目前儿童应对测量中，大多数研究信息主要是通过自我报告法获得，这就造成信息来源上对自我报告数据的过度依赖问题，很少有测量同时运用了不同报告者（父母、教师、同伴等）法。自我报告法，即要求被试回忆一种应激事件并展现他们在应对这些事件时所运用的特殊认知、控制感和行为策略上的程度，?它是测量那些不能为他人观察的认知反应的重要手段，但也存在很多不足。第一，对成人的研究证明，应对的内省测量，特别是回溯性应对的自我陈述会因被试编码事件的能力、单一时间导致的记忆延迟性、重构记忆过程中的歪曲回忆等而产生偏差（Ptacek,Smith,Espe&Rafferty,1994;Stone,Kennedy-Moore&Neale,1995），这些问题在儿童身上表现更甚。第二，儿童在报告中也存在防御偏见、社会赞许效应、自我增强倾向、默认或极端回答的反应倾向等，这些都会影响到自我报告的效度问题（Coyne&Gottlieb,1996;Gallacher,1992;Fensen&Haynes,1986）。因此，观察技术和多个报告者的报告更可能为儿童的应对提供详细图画。而且，不同报告者的报告对预测结果而言都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只要不同报告者的报告得到更好的解释，对以后的研究，即检验出儿童应对模型的潜在变量也是很重要的。
3.3研究设计问题
Lazarus和Folkman提出的应对的动态定义以及应激与适应过程的理论都要求采用纵向的、受试者内设计，以考察应对的动态变化。但在实际过程中，大多数的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的、受试者间设计。注重过程的、纵向的受试者内设计代表着未来应对研究的发展方向。但这类设计也存在两个问题：追踪与反复测评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此不得不限制样本人数，而人数太少又会损害研究结论的可概括性或外部效度。Somerfield&McCrae主张采用综合研究的变式----“受试者内比较----受试者间比较”混合设计来解决这一难题。
儿童应对的中介调节机制
同样性质、同样压力强度下，个体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可能大不相同，这与个体应对的中介调节机制相关。应对过程中，其调节机制如何？中介调节因素又有哪些？在各种应对模型中，研究者普遍强调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三因素在应对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4.1认知评价
研究认为，在应对过程中，对应激事件的解释和评价是主要调节变量。根据Lazarus的认知交互模型，导致应激反应的关键过程是个体对应激事件的判断和评价，即事件对个体的意义、事件的始发与终结、事件的相互关联性。认知评价在定义情景时起主要作用：需要或要求是什么？威胁多大？应对需要那些资源（Lazarus,1993,1994）？但许多应激事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定义，这依赖于个体的生活情况、特殊需要与中心目标的关系，处理问题的能力、对所需能力的自我评价。
Lazarus（1991）鉴别出三种评价成分，并相应于三个问题：目标相关性（我关心吗?）；目标适合性（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自我卷入类型（我、目标以及行为以什么方式被包括进去?）。儿童肯定或否定评价通常用于判断事件的好坏以及事件影响的程度，如果儿童对事件的评价是正面的，便产生积极应对，反之则产生消极应对。
同时，Lazarus把对需要的认知评价区分为两个阶段。他用“初级评价”这一术语表征对需要严重性的原始评价，这一评价始于问题“发生了什么？”和“这一事件对我有利？产生压力？还是无关？”如果答案是“具有压力性的”，通过判断伤害是否已经发生或极可能发生、行动是否必要来评价应激事件的潜在影响。一旦你认为必须做某事，则开始二级评价。此时评价包括对可利用的个人和社会资源的评价（Lazarus，1976）。评价伴随着应激反应的发展，如果第一个评价不起作用而且应激事件毫无改变的话，那么新的反应将被激发，且其有效性也将继续受到评定（Lazarus，1991）。
儿童在应对过程中的评价受儿童自我觉知能力和控制感发展的影响。儿童的自我觉知能力关系到他们能够成功处理和控制应激事件的程度，控制感带给儿童可能成功应对的概率体验，两者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儿童应对策略的选择。
4.2应对方式
根据应激理论，心理应激过程中，应激源是作为自变量，应对方式是一种中介变量，而情绪反应和问题解决是结果变量。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应对方式与应对结果间的反馈效用上，如果这种应对策略是有效的，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在获得良好体验的同时也会增强此种方式或策略的再利用率，反之则会导致消极感受并降低方法选择的可能性。其次，在应对方式数量上，拥有大量应对策略可以增强处理环境需要的实际能力（Bandura,1986）另外，有的研究得出应激源、应激方式在心理应激中起不同作用，需要区分两者的不同影响这一结论。
4.3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包括关键的社会网络成员，如父母、教师、同伴。Schaefer等（1982）区分社会支持为情绪支持、物质支持和信息支持。近来的研究集中于情绪支持对应对的贡献。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四个途径影响儿童的应对过程。第一，说明或加强具体的应对努力和对威胁的评价；第二，用模式化应对和适应性评价处理应激事件；第三，提供支持有效应对和应激源评价的相关情况；第四，促使可助信息的获得（Kliewer,1994;Wills,1996）。?同时，社会性支持可以促进儿童积极的内部关系工作模式的发展，有助于发展儿童寻求帮助的能力，进而提高他们的应对成效。社会性支持通过儿童的自尊感、有效应对、控制感和社会统合感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Skinner,Wellborn,1994,Wills,1996）。
未来研究趋势儿童应对本质、特征和与之有关的主体理论的研究已经有了积累，适合于儿童的测量方法也逐渐发展起来，从文献中可以发现，未来研究将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5.1用多维发展观研究儿童应对
有必要对应对理论模型继续研究，这些模型必须对认知过程、社会关系、大脑发展、神经中枢、神经激素功能的发展变化保持灵敏性。需要研究的领域包括儿童早期情绪调节技巧的获得、儿童晚期元认知技能的出现、童年晚期和青春期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变化、青春期荷尔蒙过程的变化。这些发展中的变化将会影响应对可利用性资源和为社会认可的应对反应的类型，而且它们可能会改变发展中不同阶段上的相同应对反应的作用。年龄发展作为这些复杂过程的一个指标显然是不够的。
5.2自然研究与实验室研究结合
为了更好的理解能够影响个体应对的个别因素，因而必须要关注产生儿童遇到的和试图应对的应激事件的社会环境。这包括儿童所处的广泛的社会与经济联系、应激事件的特征和他们可以用以应对的现存条件。然而，自然研究需要得到实验室中的控制性研究的补充。Lazarus&Folkman的应对过程模型形成后实验室研究减少了。但一些自动过程，如对威胁性和生理性反应与注意偏向关系的研究只有在控制条件下才能得到最好测量。实验室中应对过程的确定性方面将会模型化，在应对激发因素和应对的情绪与生理反应间会有更清晰的因果推断。自然情境与实验室设备问题都必须加以强调。
5.3加强应对与生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成人研究已经清楚揭示了在心理与生理过程中应激努力的作用，并认为应对是应激对生理健康和疾病功能影响的重要的调节中介。成人与幼儿研究已经提供了应对或自我调节能对应激时的生理反应进行调节的有力证据。未来研究将首先关注应对和应激反应在儿童的调节或生理过程的失调、健康的地位和疾病的发作与变化中的作用。
5.4儿童应对的基础研究与干预研究结合
最后，急需心理社会干预研究，以提供应对在心理调节和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的控制性测验，并借鉴精神病理学中的防御和治疗中的重要应对技巧。基础研究与干预研究的结合将有助于两个方向研究的繁荣。从随意的临床案例（案例中把改变了应对策略的干预与相关控制进行比较）中得到的实验数据的类型将会增强相联性研究的结果；同样，儿童应对特性和相联数据的出现将有助于干预设计的发展和精炼化，以增加日常生活中儿童应对的方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