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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肚子疼，急送医院。医院挂号处护士问我的驾照号码，我未把驾照带在身边。又问住址和电话号码，这我还记得。她飞快地记录下来，立即扶我进了治疗室，看她认真着急的样子，好像她的父亲病了。次日出院，我问如何结账。她说会把账单寄给我的。我就这样地走了。她向我挥手告别，一脸欣慰。
诸如此类的事情遇到了几次，就请教一位老华人。他告诉我，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他们和陌生人交往，一上来先相信你，如果上了当，就永远不会再信你了。我们中国人则相反，和陌生人交往，先是不信任，必须经过仔细观察和多次考验之后才肯相信。
我们有许许多多强调诚信的圣人之言和民间俗语，“仁义礼智信”，里面就有“信”，又说“人无信不立”，民间经验性的话就更多，不能一一列举。我20岁离开家，北上求学，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说得最多的是防止上当，特别是事关钱财的时候。她告诉我：“铜钱银子，左手不托右手，外甥不托娘舅”。其实，那时候我口袋只有20元人民币。这样的民族心理，大概只有在看多了欺诈的社会里才能孕育出来。作为炎黄子孙，如此诋毁自己的民族，真是罪过，但别无选择，不是说“实事求是”吗？
现在又是诚信出现危机的时候。商业诚信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原本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是连窝里的草都吃。政治诚信也大成问题。某省前交通厅厅长张俊元去年9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谈“用好手中的权，切记‘慎独’二字”。他还发明了一个公式：100（政绩）——1（腐败）＝0（功劳）。文章发表不久即被双规。唉，诚信！
我怕听这样的人讲话。他们一上台，我就上厕所。人有三急，上厕所不犯错误。我知道，我应该装出洗耳恭听的模样，最好唰唰唰地记笔记，如果做不到，也可以闭目养神。但我是真上厕所。我有病，精神受不得刺激，一受刺激，肚子就叽里咕噜地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的一些人的缺乏诚信，与漫长的小农经济历史有些关系。密集的人口拥挤在一方方土地上，各顾各，为蝇头小利互相欺诈。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自然不光是远因所致。它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更兼风寒邪湿的侵凌。它所受的第一打击是“文革”。那年头，人的感情可以用虔诚来形容，可包袱一抖开，却让人大失所望，大呼上当。当时有一句话归纳得很好：“运动群众”。诚信所受的第二个打击是腐败。那些腐败分子心里根本没有马列主义，没有江山社稷，也没有人民群众，为了谋取权力，必须锻炼说漂亮话的能力和技巧，或者故作深沉，或者慷慨激昂，迷惑上边，也迷惑下边，而且往往能得逞。《狼来了》的故事已经失去教育警示的作用，因为众多的骗子成功了，耀武扬威，活得好滋润。
一种行为，一旦变得社会化和风俗化，再想改变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办法当然不是没有。羊群有头羊，我们就抓干部：把是否说真话列入干部考核范围，一次警告，二次警告，事不过三，第三次处分，并且张榜公布，说明某人因说假话被处分了。
诗圣杜甫有诗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我没有这样的大志，一个退休老人，心有所感，说说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