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爱心教育对学生而言是一种信任和尊重，它能够激励学生自省、自律、自强。但“容人之过，非纵其非”，对学生的关爱并不代表对其放纵，若宽而不当，松且无度，就会导致学生纪律涣散，恣意妄为，就不能保证学生健康发展。现在回想起来，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教育策略并没有起到我预期的教育效果，与此不无关系。因此，用关爱打动了学生的心之后，还应当要以严格来规范他的行为。“爱”是表现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态度，“严”则表明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要求。这主要是从以下两个实际情况出发：
一、高中生性格发展的动荡性。青年期是个体在生物性和社会性发展方面处于极端不平衡的时期。这种不平衡性，一方面创造了个性发展以及道德和社会意识发展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高中生心理过程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表现出一种成熟前的动荡性。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青年期也就是向成年过渡的时期，这种过渡往往总是分裂、不调和的。”③这种动荡性表现在高中学生知、情、行、意等各个方面，就会出现以下症状：他们思维敏锐，但片面性较大，容易偏激；他们热情，但容易冲动，有极大的波动性；他们的意志品质也在发展，但在克服困难时毅力还不够，往往把坚定与执拗、勇敢与蛮干混同起来。
二、高中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目前的学校教育还是以班做为基本的教育单位，一个班少则三四十个人，多则六七十人，一个学校也往往会有几十个班级。我们提倡的爱心教育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原则，然而受教育的学生的个体差异又客观存在，有的好学，有的懒散；有的聪慧，有的木讷；有的温顺，有的顽劣……因此，我们并不能保证用爱心能感化每一个学生。中国有句古话“响鼓还需重槌敲”，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对于某些特殊学生，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动之以情”，还需要有严格的要求来约束其行为，来在高中阶段学会求知，学会做人。
基于以上两个特点，在爱生的同时还要严格要求学生。俗语说：“玉不琢不成器”，“没有规矩，难成方圆”。这些话包含着一个常识性的道理：培养人才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严格要求学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严格纪律、制度。刘佛年教授曾经指出：“我觉得我们教师一方面要爱护、关心、了解、体贴学生……另一方面，又要对学生既合理又严格的要求。”④而要求是通过制度、纪律来体现的。在本文的前面也提到了一个对学生充满爱的教师，总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象充满热情的期待。这种对学生热情期望固然会产生一定的教育效果，但它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因为热情期望具有模糊性，唯有严格要求才具有明确性。为塑造出教师心目中的“期望形象”，教师必须把总的教育目标具体化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通过严格的要求来实现。这就是说，制订各项规章制度，是实现班级目标的一种科学的管理，也是实现班级管理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保证。当然，这种规章制度应是合情合理、确实可行的，最好是能够群策群力，与全班同学一起来制订。
二、该动怒时要动怒。对于错误严重者或屡教不改者，批评时不应该顾虑重重或轻描淡写，而应该怒言以训。所谓怒言以训，即用十分严厉的语言，毫不客气地去训斥错误者，撞击其心扉，震动其心灵，使之幡然醒悟。真正以“逆耳之言”，严斥其过，甚至可以拍案而起，达到“平地一声雷，惊醒梦中人”的效果。动怒是一种感情强烈、情绪激动下的谈吐方式，它如同一剂强效药物一样，用之得当，可以医病；用之不当，也可伤人。这就要求我们在动怒时要有所讲究：第一、良好的、高尚的动机是理义之怒的前提条件。你的发怒应该是为学生的前途着想，其目的是要让学生认识错误，改过自新，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批评的艺术在于严厉与善良的圆满结合：学生应该在教师的批评中感受到的不仅是合乎情理的严厉，而且是对他充满人情味的关切。”⑤第二、善于用理智对动怒加以控制。怒言以训毕竟是情绪激动状态下的“言语爆发”，如果不善控制，任其发泄，就会走向反面。因此，具有积极意义的动怒必须要有极大的理智的克制。这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教师的动怒，不是简单粗暴，要做到谈吐有分寸，不能讽刺挖苦，不搞人身侮辱；二是时机要把握适当。“怒”到一定程度，就要适时消火降温，转换口气，缓和气氛；三是要密切关注受教育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跟踪教育，做好思想转化工作，避免意外事件发生。第三、动怒谈吐最根本还在于言之成理。对学生怒言以训，是为了纠正其错误，促其警醒。要达此目的，仅有怒容还不行，还必须善于讲理。既要令受教育的学生闻之震颤，又要让他思之有理，从而产生巨大的征服力，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第三、严格要求包括双方面，是教师、学生的共同标准，“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教师只有严于律己，率先示范，学生才能接受教育，才能以教师为表率而效仿力行。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说明了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