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书的酷爱，应该是教师终身保留的“节目”。离开了书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便不可能掌握知识，已有的知识便不可能更新，所以，教师是须臾不可离开书的人。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说，就是教师“每一天都要用智力财富来丰富自己”。教师的家里，没有藏书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的书架上可能也有消遣性的书，但更多的是与学问有关的书，有利于开阔视野的书，有助于洞察人生深层的书。
现今，某些人喜欢在他们华丽的厅堂里，陈列出大量崭新的精装书，用来装潢门面，冒充风雅，炫耀自己在文化方面的同样“富有”。教师却不是这样，他们的书橱也许并不洋洋大观，但那确实是一处知识的源泉，精神的宝库，是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教师读书，是与智者对话，一种心灵的对话，常常会由此产生会心的愉悦，“生活在书的世界中，意味着领略思维的美，享受文化财富，使自身变得更为高尚。”所以，读书同样具有消闲情味，具有特别的意趣，是一种高品位的审美享受。
其次，作为文化人的教师，在服饰的审美取向上，同样鲜明地表现出一定的文化意蕴——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淡雅端庄”。
教师要播种知识，也要播种美。所以，教师并不拒绝美，反而要更热心地去追求美。规范、合体、明快、整洁而又不乏时代气息，这就是教师服饰美的合理尺度。服饰处于人的最表层，一个人的内在气质、文化底蕴与审美情趣，往往从服饰上就能一眼看出。这种美，不同于社会上风行的新奇、另类的款式，也不同于在“拜金”思潮促动下那种显富的华丽做派。设想：当一位女教师颈系项链，腕带手镯，穿着高开衩旗袍，珠光宝气地立在讲台上时，那将是怎样一副令人忍俊不禁的漫画？只有“淡雅端庄”的色调，才能与教师那“书生本色”相和谐。
第三，教师的形象为广大学生家长及一定的社区群众所熟悉与关注。在平日生活中，相识的人，不相识的人，对于教师，通常都会自然地肃然起敬，给予特别的信任。
通常所说的“文人无行”，以及关于其中个别人的所谓“绯闻”，虽然常常成为社会兴趣的“热点”，但由之造成的负面效应，并不会太严重。对于教师，从言到行，都不能没有严格的规范性要求。这个要求，概而言之，就是“师德”。有这样一事，某老师上街买包与卖主发生了争执。某老师表示，我是老师，不会无理取闹的，并且言语上流露出讽刺挖苦经商的女卖主。这引起了他们之间更加强烈的争吵，甚至牵涉到动手动脚，幸亏商场管理员及时赶到才制止了争斗。后来女卖主以身体受到侵害，上医院治疗需某老师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而某老师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女卖主造成伤害不予理睬。事后，女卖主就把这事反映到学校，并且扬言：若这位老师继续不予理睬，他们将在学校门口挂横幅，出这位老师的丑，出学校的丑。且口口声声这样的人民教师，这样的人配当人民教师等言语。我们且不说这事情谁是谁非，但是很明显地反映出公众对教师的要求，教师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位女卖主她没有考虑自己有什么过错，没有考虑如何采取更合适的办法来解决双方所产生的问题。只是觉得身为教师，应该是温文尔雅的，明理是非的。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非常崇高的、神圣的，现在眼前的这位教师完全和他们心目中的教师形象格格不入的。你是教师，你就是文化人，你就不应该和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人相提并论；你是教师，你是教书育人的，你就不应该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般见识。以至于她们将利用这一点准备采取一些过急的行为。这位教师没有想到，自己的“满腹经纶”已经深深地刺伤了这位卖主的心灵，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位人民教师，公众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是以非常崇高的形象和严格的要求来衡量的，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心目中的崇高形象被你这样的举动所辱没。这位教师没有想到，社会公众对教师形象的极高要求，她没有想到，她在社会的出现，不只是代表个人，不只是代表一位教师，更代表的是一所学校的教师，代表着一个教师的群体。她没有想到，教师和其他的文化人不同，一位作家，一位演员，在私生活上的不检点，也许还能得到社会的宽容；一位教师如果逾越了社会的伦理规范，他的教育事业很可能就难以为继了。至少，社会的物议将会使他陷入极度的尴尬。因此，教师的崇高形象并非社会对教师要求的苛酷，应当理解为，这是社会对教师的破格尊重与殷切企望。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应引以为荣，也应因此而格外谨慎。